两个小时过去了。

    录音笔上的红色指示灯平稳地亮着，像一只从不眨动的眼睛。果盘里套着保鲜膜的苹果表面起了褶皱，依旧无人碰过。

    “……顾老师，”林记者轻轻合上笔记本，随即又打开，像是在完成一个微小的仪式，“最后一部分了。接下来我的问题可能会有些冒犯。”

    顾明远抬起眼。光线从他侧后方打过来，他的脸一半隐在阴影里。

    “《大河》之后，您再也没有出过同量级作品。外界说您被资本裹挟，说您‘江郎才尽’，也有人说——”她稍作停顿，似乎在斟酌用词，“说您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个被时代选中的幸运儿。如果回头看，您觉得《大河》这部作品的成功，其中有多少是天赋的成分，又有多少是运气的作用？”

    问完，她没再紧盯着他，而是低下头，用指尖轻轻转动那支录音笔。

    空气仿佛也随着她的动作凝滞了片刻。房间角落里的加湿器吐出缕缕白汽，在窗边投入的一束光柱里缓慢扭动，变幻着形状。

    顾明远的视线追着那截飘忽的白汽，仿佛被什么无形的东西牵引着。

    脑海里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一幕幕画面闪回：沈婉清最后那句“最后一次机会”；刘教授语重心长说“给彼此留点面子”；综艺台下，有观众高举的纸牌上写着“你敢说实话吗”；赵鹏程转动地球仪，笑着反问“那又怎样”。

    真话。

    到底什么是真话？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久到林记者几乎以为他不会回答，转动着的笔尖也随之停了下来。

    窗外恰好有一架飞机低空飞过，传来一阵闷雷般的轰响。他静静等待着，直到那声音彻底消散在天际，才重新开口。

    “……我前妻，昨晚问过我一个问题，”他的声音起初有些干涩，清了清嗓子才继续说，“她问我，书里写我在阳台抽烟那段，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她却摇摇头，说我记错了，我从来没在阳台抽过烟，我总是在书房，抽的不是烟，是解不开的焦虑。”

    林记者抬起眼看他，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等待着。

    “天赋和运气……”他重复着这两个词，再次陷入短暂的沉默，手指无意识地抠进沙发的缝隙，捻住一根松脱的线头，慢慢地把它拉出来，缠绕在指尖，“拍《大河》那阵子，我兜里只剩下最后八百块钱，买胶片是厚着脸皮去赊的账，剧组里跟着我的几个年轻人，连吃饭都得AA。我记得有场戏，需要跳进冬天的冰河里去拍，我扛着机器就下去了。那时候不是勇敢，是怕啊，怕如果这次拍不到，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他抬起头，目光没有直接落在林记者脸上，而是越过她，看向她身后那堵被拉得严严实实的丝绒窗帘——厚重的酒红色，据说能吸音，把整个喧哗的世界都挡在了外面。房间隔音太好，静得让人耳膜都有些发胀。

    “后来片子拿了奖，我上台领奖，对着话筒说，‘纪录片要对得起时间’。台下掌声雷动，我鞠躬致谢，那时候心跳得飞快，手心全是汗。”

    他短促地笑了一下，嘴角却向下撇着，带着点自嘲的意味，“……现在我才真正明白过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很深，胸腔起伏，像一扇旧风箱被用力拉开。

    “《大河》之所以能成功，或许恰恰是因为，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个骗子。”

    十个字。

    一个逗号。

    话音落下，房间里只剩下加湿器“咕嘟”一声轻响，仿佛也跟着咽了一下口水。

    林记者悬在半空的笔尖停顿了大约半秒，然后落下，没有记录下全部，只是在纸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

    她没有立刻说“精彩”，也没有点头表示赞许，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了好几秒钟。这阵沉默比他刚才的沉默还要厚重，像一枚秤砣稳稳地落进盘子里，压出一片实心的安静。

    然后她伸出手，把桌上的录音笔拿了起来，指腹在冰凉的金属外壳上轻轻摩挲了一下，像是在确认机器是否还在正常工作。

    “顾老师，”她抬起眼，声音放得平直而克制，“刚才那句话——关于‘骗子’的那句，我可以原封不动地写进最终的稿子里吗？”

    顾明远的目光落在录音笔那粒小小的红色指示灯上，它规律地闪烁着，像一颗微弱的心脏。

    他想说“别写，光是这个标题就足以杀死我”，想说“请剪掉吧，好歹给我留一点体面”，想说“赵鹏程知道了，恐怕会笑死”。

    可是，沈婉清的背影却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她背对着他站在门边的月光下，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我要的不是忏悔，是真话。

    “可以。”他说。

    林记者极轻地点了一下头，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像是夹杂着别的、更复杂的情绪。“行。”

    她把录音笔放回原处，身体向后靠进沙发里，第一次流露出些许职业框架之外的神情——那不是同情，更像是一种带着距离感的惋惜。“那等这篇稿子发表之后，”她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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