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四日上午，黄浦江上雾气未散，一艘悬挂英国旗帜的军舰已经缓缓靠上码头。

    岸边早已站满迎接人员。

    英国驻沪官员、海军军官和几名翻译依次排开，法国远征军司令蒙托邦也带着参谋到场。他穿着笔挺军装，手套夹在腋下，神情看不出多少热络。两国虽已决定联合出兵，彼此间的客气始终带着一层生分。

    舷梯落下，霍普·格兰特（英军司令，驻扎在香港，1860年4月14日抵沪)率先走下军舰。

    长途航行让他的脸上带着倦色，脚步却很快。英国官员刚上前准备致意，他便抬手打断。

    “欢迎仪式就不必了。”

    他说完看向蒙托邦。

    “将军，军情比礼节要紧。”

    蒙托邦微微点头，“这一点，我们难得意见一致。”

    两人握了握手，随即离开。

    码头外停着马车。格兰特上车后，只问了三个问题：现有兵力有多少？运输船到哪了？大沽口方向有没有新的情报？

    陪同军官开始含糊其辞。

    格兰特叹了口气，没有再过多追问。

    他的行李被送往临时司令部，自己只进去换了外套，连午餐也没顾上吃，便命人通知英法两方军官，立即召开联合军事会议。

    会议设在英国领事馆一间面向黄浦江的大厅。

    窗外江面舰船往来，汽笛声隔一阵便传进屋里。大厅中央摆着一张长桌，上海、宁波、舟山、香港和渤海湾的海图铺满桌面，边角用墨水瓶和铜镇纸压住。

    墙边不断有人送来新文件。

    船只到港表、部队编制、煤炭储量、淡水装载量、炮兵马匹数量，每一份都比前一份更让人头疼。

    英方坐在长桌一侧，法方坐在另一侧。

    格兰特与蒙托邦相对而坐。英国海军司令詹姆斯·霍普坐在格兰特右手边，法方海军代表则坐在蒙托邦一侧。双方参谋把笔记本摊在面前，翻译坐在桌尾，随时准备把对方过于难听的话换一种温和说法。

    格兰特先翻开英军兵力记录表，“现在能立刻投入行动的部队有多少？”

    英军参谋起身回答：“上海和香港现有部队可以编出一支先遣队。主力仍分散在印度、香港和海上。几艘运兵船正在北上，抵达日期尚未确定。”

    “重炮呢？”

    “攻城炮和炮架分在不同船上，其中两艘运输船尚未抵达香港。”

    “工兵器材？”

    参谋停顿了一下，“浮桥器材、炸药、铁锹、沙袋和登陆工具仍在清点。”

    格兰特眯起眼睛，“也就是说，我们什么也没有？”

    参谋低声回答：“可以这样概括。”

    格兰特默不作声，接着问，“法军方面呢？”

    蒙托邦没有让参谋代答，“比你们更糟。”

    “先期抵沪部队只能承担有限的军事行动。欧洲来的运兵船仍在路上，部分部队连埃及都还没过。”

    格兰特问：“能否抽出一支完整野战部队？”

    “可以，但抽出来以后，上海就只剩下军旗和仓库了。”

    詹姆斯·霍普低头看了一眼海图。

    “上海到渤海湾航程很长。主力舰、运输船必须一起行动。舰队到了以后，还要找到能够卸重炮、安置战马、搭建医院和储存物资的地方。”

    “直接在大沽口外集结呢？”

    “大型军舰受水深限制，登陆艇数量又不够。去年的战争已经证明，潮汐、浅滩和河道障碍足够让我们吃尽苦头。”

    蒙托邦抬手敲了敲地图上大沽口的位置，“去年英国人的勇气值得称赞。”

    霍普盯着他，“我明白，毕竟法国人只有在女人和矮子的带领下才能作战。”

    （1859年大沽口之战法军几乎没有参与，清军英勇作战，给予了英军沉重的打击。）

    大厅里鸦雀无声。

    几名翻译低着头，不敢把这句话翻译过去。

    蒙托邦没听明白这句英语（当时的贵族之间流行语言是法语，所以他不会英语很正常），所以他继续说道，

    “我提起去年，是为了提醒各位。大沽口的炮台和防御工事都需要认真对待。登陆艇、工兵、攻城炮和伤员运输没有准备好，贸然北上只会重复旧事。”

    格兰特问：“清军过去一年会不会加强防御？”

    霍普答道：“大概率会。河口的沉船、木桩、铁链和炮位都可能增加。”

    “侦察结果呢？”

    “现有情报有限。海军需要重新测量水道。”

    格兰特靠向椅背。

    他抵达上海前便知道情况不理想，现在才发现问题比报告上更加麻烦。

    格兰特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形成完整的北上能力？”

    英军参谋翻看船期表，“欧洲和印度的援军会在未来数周陆续抵达。依照当前进度，至少要等到五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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