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整。

    史笔后议：盛唐之所以为盛唐，不只是贞观开元之治的富庶，更是它曾容得下这三种活法——容得下李白的狂，王维的静，杜甫的真。一个时代的好，不在于所有人都一个模样，而在于不同的人，都能找到自己不肯丢的那点东西。李白守的是“自由”：不被驯服的心；王维守的是“清白”：乱世里不染的底线；杜甫守的是“良知”：替无声者发声的笔。

    而这“自由、清白、良知”，恰恰对照着那个时代最刺骨的三个字——权力。安禄山的权力，毁了长安；肃宗的权力，囚了父亲、疑了武将、赦了又流了李白；李辅国的权力，抬太上皇过墙，逼散了开元旧人。当权力成了唯一的尺度，诗人的狂、隐士的静、史家的真，都成了它脚下，随时可碾的尘。可权力终究碾不碎一样东西：人心深处，那点不肯弯的、要自己活成自己的执拗。

    再看“财富”。这三人，对金银都看得极淡。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视钱财如流水；王维晚年“万事不关心”，辋川一瓢饮，足矣；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要的从不是自家的富贵，是天下寒士的屋檐。他们求的，从来不是金银堆里的安稳，而是心里的那点东西——自由、清白、良知。而这，恰恰是权力与财富最怕的：当一个人不再被金银收买、不再被权位吓住，他就不肯弯了。盛唐的悲剧，不在它丢了长安，而在它失了这“不肯弯”的底气；盛唐的余晖，也不在它复了两京，而在它留下了这三个，宁可流放、受辱、飘零，也不肯弯的诗人。

    李白、王维、杜甫，都没有赢过权力。李白流放，王维受辱，杜甫飘零。可他们赢了另一场——赢了时间。千年以降，提起盛唐，人们想起的，不是肃宗的疑、李辅国的狠，而是李白的月、王维的竹、杜甫的泪。这便是乱世人心最深的告白：你可以夺走一个人的官、一个人的自由、乃至一个人的命，可你夺不走他选择怎样活的权利。三条路，三种活法，殊途同归——都活成了一个“不肯”：不肯把心，交给这倾覆的世道。

    自由、财富、权力——这是《盛唐长歌》写给世人的三面镜子。李白照见了自由：人可以被夺走官、夺走财、夺走自由身，唯独夺不走那颗不肯被驯的心；王维照见了清白：人可以在污泥里走一遭，只要在心里替雷海青留一滴泪、替凝碧池留一句诗，他便还是干净的；杜甫照见了良知：人可以在最卑微的贬所、最破的草堂，替最无声的冤魂，立一块碑。当这三人，在乱世的烟尘里各自走完那条路时，他们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世界倾覆，你要怎样，才算没有白活？答案不在功名里，不在金银里，不在御座上——在一个人，到死都还认得自己、还守得住心里那点东西的倔强里。

    许多年后，当李白遇赦归来，江边仰天大笑。

    有人问他笑什么，他答：“我笑这天下，关不住一个李白。”

    江风浩荡，他的白发被吹得凌乱。他忽然安静下来，说：“只是……喝酒的人，又少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