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放心”的人；可他忘了，阉人也是人，也有欲壑，也会在无人处，把那“处分”二字，换成“独断”。

    李辅国最擅的，是把皇帝“护”起来。肃宗病中，他奏请“皇帝避暑，奏事皆先白大使”，竟将百官上奏，先经己手；天子想见谁、不见谁，渐渐由他说了算。有位边将立了功，驰驿入朝面君，竟被挡在宫门外三日，理由是“圣人劳顿，未可惊扰”——可那三日里，李辅国早把捷报改了措辞，把武将的功，轻轻挪作“监军协赞”的绩。

    肃宗并非全然不知。有一回，他倦极，对近臣漏了句：“辅国，亦太过矣。”话传出去，李辅国当晚便涕泣入见，伏地不起，言“老奴犬马，唯恐负陛下”。肃宗心一软，反倒慰勉有加。自此，再无人敢在皇帝面前，道李辅国一字不是。

    这便是阉祸的狡猾：它从不明目张胆地夺，只把“忠”字挂在嘴边，把“护”字做在实处，让皇帝在温柔的包围里，一点点交出本该属于自己的权柄。等皇帝回过神，四面已是阉人之墙，连一声叹息，都漏不出去。

    第二节鱼朝恩监军——“观军容使”的荒诞

    若说李辅国开的是宦官典兵之先，鱼朝恩续的，便是宦官凌将之弊。

    邺城之溃那一夜，六十万大军无帅自塌，观军容使鱼朝恩便站在溃局的中央。肃宗非但不罪，反以他“知军事”，愈发委任。及至两京既复，史思明复叛，河阳相持，鱼朝恩以宦官之身，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名目愈长，权柄愈重，竟成了凌驾诸将之上的“军容使”。

    河阳城中，李光弼运筹决胜，白孝德阵前斩将，将士浴血，方守住那座孤城。可每有军议，帐中端坐发号施令的，却是个不识弓马的宦官。

    有一回，鱼朝恩至河阳劳军，大帐之中，将校分立两旁，甲胄映着烛火森森。鱼朝恩高坐帅位，指尖敲着案上的军图，慢悠悠道：“某处当增兵，某处当固守——李司空，依老夫此议便是。”李光弼按刀而立，面上不动声色，只答得一个“诺”字。帐中诸将，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的宿将？可此刻，竟要听一个阉人调度进退。

    白孝德回到本营，把刀往案上一拍，骂了句粗话。傍人劝：“忍着，他是圣人跟前的人。”白孝德冷笑：“圣跟前的人？他上过几次阵？砍过几个贼？如今倒来教我怎么打仗！”可骂归骂，令还得听。这就是“观军容使”的荒诞——仗是武将的血肉去填，功是宦官的嘴皮去报，过是武将的脑袋去顶。

    仆固怀恩最是憋屈。邺城之溃，九节度无帅，唯他收拢本部、浴血杀出重围，退保河阳；及至河阳之战，他随李光弼屡破史思明，战功赫赫。可鱼朝恩恶其崛强，每于肃宗前谮之，言“怀恩跋扈，不可使专”。怀恩闻之，仰天长笑：“某以铁勒贱种，为国效死，破家殉节，所得者何？一‘跋扈’之名耳！”他性烈如火，却也只得把那火，咽回肚里。乱世里，功高者未必得赏，得宠者未必有功——这道理，武将们是拿血换来的。

    程元振亦在此列。他虽后起，却与鱼朝恩、李辅国一脉相承，皆以阉人之身，握禁军之柄。三宦并立，朝堂之上，武将的脊梁，便一年矮似一年。

    程元振尤工腹剑。他不像李辅国那般张扬，也不似鱼朝恩那般粗粝，专在暗处下手——哪位将领声望稍起，他便寻隙谮毁；哪位藩臣不肯曲事，他便壅蔽君听。来瑱镇襄邓，有威名，程元振忌之，诬以“不轨”，逮至京师赐死。一镇良将，竟死于阉人之口，举军寒心。自此后，带兵的更不敢立尺寸之功，唯恐“功高”二字，招来监军帐里的一句谗。

    可笑的是，这三宦之间，也并不和睦。李辅国倚老卖老，视鱼朝恩为后辈；鱼朝恩粗豪，素轻程元振的阴柔；程元振则暗中蓄势，专等前两人失势，好取而代之。他们共掌禁军，却各养私人，互相侦伺——宫墙之内，阉党与阉党之间，也演着一出出夺权的小戏。一个王朝的枢机，便在这群不男不女、不文不武的人手里，被拨弄得团团转。他们争的，不是社稷，是“谁离天子更近一步”；而离天子越近，离天下苍生，便越远。

    这正是宦祸最毒处：它不光夺了兵权，更绝了武将的念想。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尚且明升暗夺、束手闲居；寻常裨将，更只求“无过”，哪敢求“有功”？一支不敢打仗、不愿打仗、不被许打仗的军队，纵有百万，也只是宫门外的摆设。而宫墙之内，那几双捏着兵符的阉人之手，便愈发稳了。

    最可叹的是那些中下层兵卒。他们不知朝堂上的弯弯绕，只知：自家将军打了胜仗，报上去的功，倒有三分落进监军帐里；自家将军提了个方略，监军一句话，便改了、废了、乃至反成了败着。久而久之，将士离心——打赢了，是宦官的“运筹”；打输了，是武将的“怠慢”。仗，便越打越没滋味。

    李光弼性刚，最受不了这口闷气。河阳大捷后，他回长安复命，鱼朝恩当廷温言慰劳，转脸却对肃宗道：“光弼持重太过，失之畏葸。”李光弼听说，只冷笑一声，从此益发缄默。他晓得，在宦官跟前，你越有功，越招忌；不如藏锋，免得锋芒伤着自己。一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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