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早已先死于人心了。

    史思明在河北，听说洛阳皇帝“病目益甚，喜怒无常”，只微微一笑。他与安禄山同岁，只大他一日，却比他清醒。他手握范阳、常山一带的精兵，是叛军里真正能打的。安禄山称帝，他表面称臣，心里却早存了别的算计——一个连自己儿子都镇不住的瞎子，凭什么让他史思明一辈子低头？他二人本是同乡同里，一道在幽州军中发迹，当年是安禄山举荐了他；可举荐者一旦成了暴君，被举荐者便再不愿做那条被牵的“马”。这一笑，史书没记，可河北的风，记下了。那一年的正月，叛军的两大支柱，一根在洛阳烂着，一根在河北冷着，都朝着“散”字，悄然走了一步。

    第二节弑父之谋——严庄与安庆绪

    帐外的耳语，是从腊月就开始的。

    安庆绪找严庄，是私下里的密谈。两人都怕被人听见——怕的不是旁人，是安禄山的耳朵。那双瞎眼虽看不见，耳朵却像长在了别人心口上。于是他们把地点选在严庄的私帐，屏退左右，连灯火都拨到最暗。

    “严公，”安庆绪压着嗓子，“父皇近日，常提易储之事。”

    严庄不语。他何尝不知？安禄山每一次当着他的面夸安庆恩，都是在抽安庆绪的凳子。可严庄的怕，比安庆绪更深一层——他自己，也是安禄山鞭下逃出来的。他因议事偶有不合，被瞎眼的皇帝揪着头发摁在地上，鞭背数十，鞭完还问：“朕的鞭，甜不甜？”那种羞辱，严庄这一生，忘不了。他帮安禄山打下半壁河山，到头来连一条命，都悬在皇帝的一时喜怒上。

    “殿下，”严庄终于开口，声音比帐外的风还冷，“您是圣武皇帝的长子。可圣武皇帝若真立安庆恩为太子，殿下可知下场？”

    安庆绪喉头滚动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历史上废太子有几个善终？更何况他父亲连亲信都杀，何况亲子？他想说“父皇不至于”，可话到嘴边，想起父亲摩挲安庆恩头顶的那只手，便一个字也吐不出。那手，曾拍过他的肩，如今拍在弟弟肩上，凉得像铁。他性子本就懦弱，从小在父亲的威风下长大，连大声回话都不敢；可懦弱的人，一旦被逼到墙角，也会生出一股不要命的狠——那狠，不是勇，是怕，怕到极处，便顾不得父子那层皮了。

    “与其等他动手，不如……”严庄没说完。他不必说完。安庆绪懂了，烛火映着两张苍白的脸，谁都没再出声。有些话，说破了便是死罪；可不说破，死的是自己。

    严庄又补了一句：“还需一个人。一个能近得了陛下身、又恨陛下的人。”

    这人，他们心里都有数——李猪儿。

    李猪儿是安禄山的近侍，自小随他，是被净了身的阉人。安禄山起兵前，李猪儿就跟着，端汤递药、擦脓侍寝，二十年没离过左右。可也正因离得近，他挨的打最多。安禄山病痛时，拿他当出气筒，一脚踹翻、鞭子抽脸是常事；有一回安禄山疼极了，竟把滚汤直接泼在他手上，皮肉一瞬间起了燎泡，李猪儿咬着牙没吭声，只跪着把汤碗捡起来，重新斟满。李猪儿脸上那道旧疤，便是某次被靴尖踢裂的。他不敢恨，只能更恭顺地跪着；可恭顺底下，那点恨，像疽疮里的脓，蓄了很久，只等一个口子。安禄山待他，是主子对一件用惯了的器物——器物旧了、裂了，便随手扔；李猪儿待安禄山，早已不是忠，是二十年的、磨成了习惯的、连自己都分不清是怕还是活的依附。这依附，恰是最易被一把刀割断的。

    严庄去见李猪儿，没绕弯子。他说：“圣人（指安禄山）待你，你是知道的。他若晏驾，新君是安庆恩，你猜你活不活？他若晏驾前先废了东宫，东宫宾天，你这近侍，第一个陪葬。”李猪儿低头，半天，问：“严公要猪儿做什么？”严庄只说了四个字：“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后来被史官写进了《安禄山事迹》；可那天夜里，它只是两个密谋者，递给一个阉人的、一把看不见的刀。

    他们约定在正月里一个风雪夜动手。严庄说：“圣人每夜必饮，饮则熟睡。猪儿你侍寝在侧，最是便当。届时我带亲兵封门，殿下在外接应——三步走，干净利落。”李猪儿点头，没再多问。他问多了，便是心虚；他不问，反显得天经地义。走出严庄的帐，雪打在脸上，凉得他一个激灵。他摸了摸怀里的短刃——那是严庄早备下的，刃薄而利，専为这胖大的身躯、那层厚膘准备的。他忽然笑了，笑得无声：他一个被净了身的阉人，这世上本无儿无女、无牵无挂，连“怕死”都淡；如今要杀的，又是日日折辱他的人。这桩事，于他，竟像是替自己，也替这满宫的冤魂，出一口气。风雪更大了，把他的脚印，瞬间抹平，像这世间，本就不该留下他来过的痕迹。

    安庆绪在帐外等。他不敢进去，怕看见李猪儿那张脸——那张脸若有一丝犹豫，他便要改主意；可若那脸全然麻木，他又怕得发抖。他只在帐外踱步，踩碎了地上的薄冰，像踩碎了自己做儿子的那点天良。北风卷着雪沫子扑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父亲把他扛在肩上看灯——那灯，是范阳上元节的灯，亮得他眯起了眼。如今他睁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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