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平原太守——书法家的战备

    天宝十四载秋，平原郡，城外官湖。

    湖心一条画舫，舫上摆着酒，席间坐着七八个文士。主位那人四十五岁上下，清癯，眉目端正，一身常服，袖口沾着墨迹——平原太守颜真卿。

    他正在写字。舫尾一张小案，案上铺着纸，他悬腕运笔，写的是楷书：横平，竖直，撇捺如刀裁，收笔处微微顿住，像一记落定不悔的钟声。满座文士屏息看着，半晌，有人叹道：“太守这字，放到长安，是要进碑林的。”

    “什么碑林。”颜真卿搁下笔，笑，“写字是修身，修的是心正。心不正，字就歪了。”

    这话不是谦虚。三年前，天宝十一载，他四十四岁那年，在长安写过一篇《多宝塔感应碑》，立在千福寺里。碑文是他亲笔所书，那碑立起来那天，长安城里的读书人、字画行的老板、寺里的和尚，挤了整整一条街去看。有人捧着拓片回去临摹，有人把这字叫做“颜体”——横细竖粗，蚕头燕尾，堂堂正正，像一个人挺直了脊梁站在那里。

    那时候，没有人想得到，写这碑的人，日后会去守一座城。

    “那太守的心，正不正？”

    “正不正，你们看不出来，”他端起酒，“……我自己知道。”

    众人哄笑，举杯。秋日晴好，湖光潋滟，舫上的酒气飘出去老远，岸边的行人听见笑语，都说：平原郡这位新太守，是个只会写字饮酒的书生。

    书生。这两个字，正是颜真卿要的。

    他上任两年了。天宝十二载，他从长安贬出来，到平原做太守。罪名没有，理由也没有——只是杨国忠看他碍眼。那时他做监察御史，弹劾过不少人，其中就有杨国忠的人。杨国忠懒得跟他论是非，一道文书，把他远远打发到河北道这不起眼的平原郡来。

    走的那天，长安的朋友送他。有人说：“平原那地方，穷，偏，挨着边镇，你去那里，是明珠暗投。”颜真卿说：“投哪儿都是投。做官的人，到哪儿都是做官，不在一时风光。”

    朋友又问：“那你打算在平原做什么？”

    他想了想，说：“先看看，那块地，安不安全。”

    朋友没听懂这句话。颜真卿也没有解释。

    平原郡，德州，属河北道，北边连着魏州，再往北，就是范阳的地界。天下富庶之地，都在黄河以南、剑南巴蜀，平原算不得什么。可颜真卿在长安做过官，见过兵部的册子，他知道：这些年，大唐的精兵锐卒，一拨一拨地往北边调，往范阳调。边镇的兵，比长安的禁军多；边将的权，比宰相的还大。这座不起眼的平原城，恰好卡在范阳到洛阳的路上。

    他隐隐觉得，这块地，早晚要出事。

    上任第一天，他没有升堂理事，先让人搬来郡志，一页一页翻到深夜。灯下，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问老吏：“这是什么地方？”

    “常山，恒州。”

    “离范阳多远？”

    “六百里。”

    “离平原呢？”

    “也是六百里上下。”

    颜真卿把灯往地图上移了移，那一点灯火，正压在范阳和中原之间。他看了很久，说了一句老吏没听懂的话：“这地方，将来要出大事。”

    老吏问：“太守说的是……？”

    “没什么。”他把灯吹熄了，“睡觉。”

    从那天起，平原郡就过起了这种日子：白日里，颜真卿遍请郡中文士，泛舟饮酒，谈书论画，府库里抬出一坛一坛的陈酒，喝得全城都以为来了个只知风月的太守；到了夜里，他一个人提着马灯，走遍四门城墙，量城砖，看壕沟，数仓廪，一宿一宿地不睡。

    “白日会文士，夜间巡城墙”，成了平原郡的一景。

    他暗中做着的事，只有身边几个心腹知道：增陴，把城墙加高了三尺；浚隍，把护城河挖深了一丈；料丁壮，把全郡二十岁到五十岁的男丁造册登记；储廪实，把府库的粮粟一石一石地囤起来。对外，这些都有个名目——“霖雨为灾，修城防水”。

    平原连年雨多，这个借口，天衣无缝。

    他还悄悄做了另一件事：把郡里的县尉、曹吏一个一个叫到府里，喝酒，聊天，看他们的为人。忠厚的，记下来，将来用得上；油滑的，记下来，将来绕开走。平原郡的底子，他摸得清清楚楚：哪座仓是实的，哪座仓是空的；哪条路能走车马，哪条路只够走人；哪个县的百姓能打仗，哪个县的百姓只会种地。

    有人劝他：“太守，你防的是谁？河北道是安大帅的地盘，安大帅是陛下跟前的红人，你修城备粮，传出去，是要惹祸的。”

    颜真卿答：“我修我的城，防我的水。安大帅再红，也管不着平原郡下雨。”

    “可要是有人问起来……”

    “有人问，就说我胆小，怕水，怕贼。”他说，“怕，总比不怕好。”

    那年秋天，安禄山果然派人来了。名义是“观风问俗”，实则是探颜真卿的底。来人到平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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