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追削李林甫生前一切官爵。诸子除名，流放岭南、黔中。家产籍没，妻妾遣散。那座平康坊的宅邸贴上封条，十九年的灯火，从此断了。

    最狠的一道诏书，是开棺。

    有人奉命打开李林甫的棺木，取出口中含的玉蝉，剥去身上的紫袍金带，换了一具又薄又小的棺材，以庶人的礼数，草草葬在长安城外的一处荒坡上。

    一代权相，十九年独掌朝纲，死后连一件紫袍都没能带走。

    李林甫生前，为子孙计，把家业打理得滴水不漏：良田、宅邸、金帛，一样一样，都安顿得妥帖。他常说，只要子孙不惹祸，这份家业，够吃三辈子。可他没算到，最狠的祸，是他自己招来的。他死之后，诸子除名，流放岭南、黔中；那座他经营了一辈子的宅邸，一夜间换了锁。长安人说，李林甫算了一辈子，算天算地算人心，唯独没算到，自己身后，连个送终的儿子都留不住。

    那天下葬的时候，雪已经停了。送葬的只有几个僮仆，和一辆牛车。荒坡上新土未干，远处传来西市的叫卖声，热闹得像是另一个世界。

    史书上，后来给李林甫写了这样一段话——

    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

    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

    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

    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资治通鉴》的记载，只到这八个字为止。

    可李林甫躺在荒坡下的那具小棺里，听不见了。

    他听不见的，是政事堂里，已经有人坐上了他的位子，正把手伸向那盏还亮着的灯。

    第二节国忠拜相——“聚敛之臣当国”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杨国忠拜右相兼文部尚书。

    政事堂换了主人。

    拜相的那一日，长安是热闹的。天子御笔制书，命人送到杨府，车马仪仗，从皇城一路排到平康坊——不是去李府，是去杨府。百官朝贺，贵妃的兄弟姊妹，都来了。韩、虢、秦三夫人坐在屏风后，笑盈盈地看着；杨锜、杨锷兄弟，在前厅替国忠挡酒。有人说，杨家如今是真的“姊妹弟兄皆列土”了；也有人说，这朝堂，从今天起，一半姓李，一半姓杨。

    杨国忠拜相，还兼着原来的差事：判度支，领剑南节度使，山南西道采访使，租庸使……一身挂了几十副担子，公文在他案头，摞得比人还高。他不识字，可账算得清；他不读史，可记性好——哪笔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闭着眼都能说出来。有人笑他“以聚敛为相”，他不以为意，反而笑着说：“聚敛怎么了？没有聚敛，拿什么养那二十万边军？拿什么修那千里漕运？”

    那天早晨，杨国忠走进政事堂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他站在门口，看了那间屋子很久——十九年前，李林甫走进来；十九年后，他走进来。屋里的一切都没变：那张长案，那排书架，案头那盏灯，甚至墙上挂的那幅字。变的，只是坐在灯下的人。

    杨国忠坐在李林甫的位子上，把屁股底下那方锦垫拍了拍，笑了。

    “这御座，也没传说中那么烫人嘛。”

    跟在身后的陈希烈，赔着笑，没有接话。

    杨国忠本名杨钊，蒲州永乐人，是贵妃娘娘的从祖兄——论辈分，他是天子的远房大舅哥。他年轻的时候，是蜀中出了名的浪荡子：好酒，好赌，好美人，把钱输光就躲债，乡里没人瞧得起他。他当过兵，混过市井，在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门下当过几年小吏——就是那时候，他攀上了贵妃这条线。章仇兼琼派他入京献贡，他带着蜀锦和珍宝，挨个拜访杨氏姐妹，用一副赌桌上的好口才，把几位夫人哄得眉开眼笑。

    贵妃在玄宗面前提了他几次。玄宗召见，见他应对机敏，又会算账，就把他留在了身边。

    从此，杨钊的官，像坐上了顺风船。天宝七载，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天宝九载，赐名国忠；天宝十一载四月，王鉷案发，他代王鉷为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聚敛二十年，一朝身死，他的家产，一半进了杨国忠的口袋。到十一月李林甫死，他已经是朝中炙手可热的第一人。

    如今，他成了右相。

    杨国忠当国，第一件事，是翻账本。

    他把户部的卷宗搬进政事堂，一摞一摞，堆得像小山。他看的第一本，是剑南道的盐铁案——就是当初他在蜀中时，那一桩差点让他吃官司的旧案。他提起笔，在卷宗上批了四个字：“事出有因。”然后合上卷宗，丢进火盆。

    看着卷宗在火里卷曲、发黑、成灰，杨国忠满意地笑了。

    政事堂从此成了账房。

    杨国忠不读书，也不讲什么治国的大道理。他治国，靠的是一本账：哪道欠税，哪州缺粮，哪条漕运该修，哪笔军费该拨——他算得清清楚楚。天下在他眼里，就是一家大买卖：收入、支出、结余，一清二楚。

    “聚敛之臣当国。”长安城里，有人这样偷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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