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官员小心翼翼地提醒：“右相，这册子，是不是该呈给陛下过目？抚恤的银钱，也要批个章程。”

    李林甫翻了翻册子，没有看完，便放到一边，道：“知道了。照例抚恤便是。”

    “那……阵亡的人数，报多少？”

    李林甫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捷报上写的是克城，阵亡册上写多少，你按老规矩办。切记，莫要让陛下为这些小事烦心。”

    兵部官员会意，捧着册子，退了出去。

    那本阵亡册，被放在政事堂的案角，再没有人翻过。

    ——天宝六载，王忠嗣说：“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

    天宝八载，哥舒翰用数万条性命，换回了一座石堡城。

    果如忠嗣之言。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这是李白的《战城南》。写这首诗的时候，李白已经离开长安，正在梁宋之间漫游。他没有见过石堡城，没有见过那些死在城下的将士，可他笔下的句子，却像亲眼见过一样——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那座孤城，终于打下来了。可城下的尸骨，还没有收完。

    哥舒翰站在石堡城头，看着城下那片焦土，看着还挂在岩壁上的残旗，忽然，跪了下来，冲着长安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他想起的，不是战功，不是封赏，是王忠嗣。

    那个在狱中受审、一言不发的人；那个说“吾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的人；那个被自己用官爵赎下性命、却再也站不起来的人。

    “大帅，”哥舒翰低声说，“你说得对。这座城，不该这么打。”

    没有人听见。

    风从青海湖吹过来，吹动他斑白的头发。那一年，他四十多岁，正是一员武将最好的年纪。此后几年，他戍守陇右，威震吐蕃，吐蕃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绕道走。

    可石堡城下的那数万亡魂，成了他一生的梦魇。后来在潼关，当他被迫出关迎敌，全军覆没于灵宝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很多年前，石堡城下，那个说“攻必败”的人。

    ——王忠嗣的预言，又一次应验了。只是这一次，应验的，是他自己。

    王忠嗣的死讯，传到长安时，已经是深秋。

    李林甫正在书房里批阅奏章。他听了消息，放下笔，沉默了片刻，然后，嘴角慢慢浮起一丝微笑。

    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在宫里长大的少年；想起那个身佩四印、威震天下的柱石；想起那张在狱中一言不发的脸。

    这些年，李林甫最忌惮的人，不是张九龄，不是李适之，是这个王忠嗣。

    张九龄、李适之之流，再能说，也不过是动动嘴皮子；可王忠嗣，手里攥着四镇二十余万兵，又与太子情同手足——这样的人活着，就是太子身后的一面墙。墙不倒，他李林甫就永远动不了太子。

    如今，墙塌了。

    “王忠嗣，”他低声说，“你挡了老夫多少年的路。如今，总算让开了。”

    他重新提起笔，继续批阅奏章。政事堂的灯，又亮到三更。

    而远在范阳，安禄山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那天晚上，他在府中设了一桌酒席，只请了史思明一个人。两人对坐，安禄山亲自斟满两杯酒，举起杯来，忽然笑了。

    “思明，你可知道，我为什么敬这一杯？”

    史思明道：“大帅高兴。”

    “对，我高兴。”安禄山把酒一饮而尽，抹了抹嘴，“这些年，我安禄山在范阳，最怕的一个人，就是王忠嗣。你可知道，当年他做河东节度使，我入朝觐见，路过太原，他设宴款待我——酒席上，他一杯一杯灌我，眼睛却像刀子一样，把我从头到脚，刮了三遍。我回去以后，整整一夜没有睡着。这个人，看得透我。”

    “后来，我听说他向陛下密奏，说安禄山此人，貌有反相，不可久任边镇。若不是李相公在朝中周旋，我安禄山，早就被他捏死了。”

    “他手握四镇重兵，又认得我安禄山的底细——他在一日，我就一日不敢动弹。如今，他死了。”

    他又斟了一杯酒，举起来，冲着长安的方向，遥遥一敬：

    “王大都护，一路走好。你这一走，这天下，再没有人挡我的路了。”

    史思明默然片刻，也举起杯，一饮而尽。

    窗外，范阳的夜风，吹得灯笼摇摇晃晃。

    ——那盏灯，还在亮着。没有人知道，它照着的，是一场即将烧遍天下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