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四镇节度——帝国最后的柱石

    天宝五载冬，长安城里传开了一句话：王忠嗣，佩四镇印了。

    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的印信，四枚沉甸甸的铜印，同时系在一个人的腰间。这在大唐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从长安往西，直到大漠；从长安往北，直到阴山，天下最精锐的兵马，最险要的关隘，最肥美的牧场，都归这个人节制。朝野上下，有人惊叹，有人艳羡，也有人，暗暗皱起了眉头。

    王忠嗣，本名王训，太原祁人。他的父亲王海宾，是开元初年的名将，战死于陇右。那时候，王训才九岁，穿着孝衣，被带进宫里。玄宗抚着他的头，说：“你父亲是为国死的。从今往后，你就是朕的儿子。”

    他果然在宫里长大。与他一起长大的，还有一个少年——那时候还叫忠王的李亨。两个孩子同吃同住，同习弓马，同读兵书。李亨叫他“训哥”，他叫李亨“殿下”，可两个人心里都知道，这份情谊，比亲兄弟还深。

    少年王训，练得一身好武艺。他十六岁那年，随玄宗围猎，一箭射落双雁，满场喝彩。玄宗抚掌大笑：“此子类其父！”——他父亲王海宾，当年也是这样的神射手，只可惜，一箭未竟，血洒疆场。

    玄宗赐他改名“忠嗣”，取“忠而嗣之”之意——继承父亲的忠烈，延续王家的功业。及长，玄宗亲自为他张罗婚事，又命他出镇边地，一路历练：从兵马使做起，历任代州都督、朔州刺史，一步一个脚印，全是刀口舔血换来的。开元二十九年，他做了朔方节度使；天宝元年，兼灵州都督；天宝四载，兼河东节度使；天宝五载，又兼河西、陇右——四镇印信，一时集于一身。

    边地的将士们说：王大都护的印，不是朝廷赏的，是他用三十年仗，一刀一枪挣来的。

    四枚印，就是四座山的份量。

    河西的印，管着凉州以西、直抵玉门的一线军务，那是大唐通往西域的门户；陇右的印，正对着吐蕃，青海湖边的烽燧，日夜不熄；朔方的印，守着黄河河套，回纥、党项的游骑，在草原上来去如风；河东的印，镇着太原，那是大唐龙兴之地，也是北方锁钥。

    四镇加起来，边兵二十六七万，占了天下边军的一半还多。

    朝中有人私下里算过一笔账：王忠嗣一个人的兵，比朝廷在关中、河南、河北、淮南所有驻军加起来还多。这话传到李林甫耳朵里，李林甫只是笑了笑：“好啊，兵多，边才安。王大都护是国之柱石，圣上信得过他，老夫也信得过他。”

    话是这么说。可从那以后，政事堂里，提到王忠嗣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

    ——帝国的柱石越重，柱石底下的人，就越怕它塌下来。

    王忠嗣治军，与别的边帅不同。他从不以多杀为功。别的节度使，遇见小股敌骑，恨不得追出去八百里，割了首级回来报功；他不。他练兵，练的是坐镇之法——壁垒高筑，斥候远放，敌来则守，敌退勿追。他常对部将说：“为将者，当以持重安边为本，岂能以杀戮邀功名？”

    他的练兵，也与众不同。别的军府，操练士卒，重在阵势；他重在养兵。朔方苦寒，他下令军中广开屯田，种麦种豆，养马养羊，三五年间，边仓充实，将士有衣有食。他对手下的将领说：“兵不饱，则士不用命。你让将士饿着肚子打仗，就是拿朝廷的兵当牲口使。”将领们听了，都心悦诚服。

    有一回，回纥的游骑越过边境，抢了十几匹马。部将请战，要追出塞去。王忠嗣摆了摆手：“几匹马而已。追出去，他们设伏，折了咱们的人，得不偿失。派个使者，去回纥可汗那里说一声，让他们管好自己的马。”使者去了，回纥可汗果然赔了马，还赔了不是。

    部将们服了：这位大帅，能打，但不乱打。

    只有李林甫，听了这话，在政事堂里，淡淡地说了一句：“持重安边？说得好听。他王忠嗣手握四镇重兵，却不肯为国家开疆拓土，安的什么心？”

    这话，没有人敢接。

    边将权重，是盛世里最大的一道暗影。

    太宗朝，府兵制下，兵农合一，将帅临时受命，事毕交印还朝——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谁也造不了反。可开元末年，均田制渐渐崩坏，府兵逃亡殆尽，朝廷改为募兵，边帅久任，兵为将有。节度使们屯田养兵，自署官吏，拥兵自重，朝廷鞭长莫及。到天宝年间，全国边兵四十九万，尽在节度使之手——朝廷能管的，只剩下那几道诏书了。

    王忠嗣不是不知道这些。他知道，所以他格外谨慎。他练兵，却从不养私兵；他掌印，却从不邀功赏；他节制四镇，却事事向朝廷奏报，一兵一卒的调动，都写得明明白白。

    有一回，副使劝他：“大帅兵多将广，何不学一学当年河朔的藩镇，多屯些粮草，多蓄些精兵？乱世里，兵就是命。”

    王忠嗣脸色一沉：“胡说！朝廷养兵，是为守边，不是为自守。我王忠嗣若存了半分私心，与反贼何异！”

    副使吓得不敢再言。

    可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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