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还是那水，人已不是那人。

    这句话，被春风卷着，飘过曲江，飘过长安城，飘向远方。没有人接这句话。御帐的帘子，在风里轻轻摆动；高力士的背，弯得更低了。

    玄宗最后看了一眼曲江，转身，走向车驾。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回头，又说了一句：“力士，明年这时候，还在这儿摆宴。”

    高力士终于开口了。他低声道：“是，陛下。年年都摆。”

    “年年都摆。”玄宗重复了一遍，上了车。

    车驾远去。曲江池畔，暮色四合。最后一缕斜阳，把池水染成一片金黄，又渐渐暗下去。

    史笔在此，记下了一段话：

    开元之盛，盛在君臣相戒；天宝之衰，衰在无人敢言。

    从开元元年到天宝二年，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里，大唐的疆域，从东到西一万余里，户口从六百万户，涨到八百五十余万；这三十年里，长安城成了天下的中心，胡商云集，万国来朝，诗人的诗，画家的画，乐工的曲，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这三十年，是“开元盛世”——是后来无数诗人追忆、无数史家赞叹、无数后人神往的黄金时代。

    可这三十年，也埋下了所有的种子：府兵制瓦解了，边将坐大了，言路断绝了，皇帝倦怠了。开元盛世的一切辉煌，都成了天宝裂变的养料。那些埋在地下的种子，会在天宝十四载，随着安禄山范阳起兵的那一声号角，破土而出，把整个盛世，掀翻在地。

    曲江的水，还在向东流。

    水还是那水，人已不是那人。

    宴罢人散，夜色渐浓。曲江池畔，只剩下一名老宫人。

    老宫人姓什么，没有人记得。他是曲江的洒扫宫人，从开元初年起，就在这池边当差——三十年，扫了三十年的落花，捞了三十年的败叶，也看了三十年的赐宴。今天这场宴，他也在角落里，远远地看着。

    现在，人都走了。他弯下腰，借着月光，在席间的地上，一颗一颗地，拾捡那些遗落的果核。

    枣核、杏核、桃核、李核——都是宾客们吃剩下的，随手丢在席间。老宫人把它们拾起来，拢在手心里，走到池边，一颗一颗，抛回水里。

    扑通。扑通。扑通。

    果核落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月光照着水面，一圈一圈的涟漪，慢慢散开，又慢慢消失。

    老宫人抛完最后一颗果核，直起腰，望着黑沉沉的水面，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开元年间，这池边坐的，都是会说话的人。”

    “那时候，赐宴散了，池边还有人吵架——宰相跟宰相吵，御史跟宰相吵，为了朝廷的事，在池边争得脸红脖子粗，谁也不让谁。有人气得把酒杯摔了，有人追着人骂到御帐前……那才叫热闹。”

    “如今……如今这池边，坐的都是听话的人了。”

    他抬起头，望向远处。夜色里，宫阙的轮廓，黑黢黢地立着；宫殿楼阁上的灯火，正一盏，一盏，熄下去。

    先是勤政务本楼的灯灭了。然后是含元殿的灯灭了。然后是兴庆宫的灯，一盏一盏地，暗了下去。

    老宫人看着那些熄灭的灯火，又看回手里的空。他忽然想：三十年前，他刚来曲江的时候，这池边的灯火，亮得能照见水里的鱼。那时候，他年轻，手脚麻利，赐宴散了，他还能跟同伴们偷偷喝两杯御酒的余沥，在池边的柳树下，说一宿的话。那时候，池边坐的人，也跟现在不一样——他记得有一年，两个宰相在池边争一件事，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他记得有一个老臣，喝了酒，站在池边，指着水里的月亮，念了两句诗，念完自己先哭了；他还记得，有一年上巳节，池边的树上，挂满了诗笺，风吹过来，哗啦啦地响，像一片会说话的林子。那时候，曲江的水，是活的。如今，水还是那水；可池边的人，都变成了同一个样子：低头，吃菜，饮酒，笑。

    他弯下腰，又拾起一颗滚到脚边的果核，掂了掂，轻轻一扬手，把它抛进水里。

    扑通。

    池水一圈一圈地荡开。夜风从终南山方向吹来，带着杏花的残香。

    远处的灯火，又熄了几盏。

    曲江的水，还在流。没有人知道，水要流到哪里去；也没有人知道，这一夜的曲江，是大唐最后一个还能听见人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