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上磨练”，又有儒家的功夫。阳明心学一出，天下风从——那是禅宗的种子，在儒家的土壤里，开出的花。

    道教也在变。唐代以后，道教讲“性命双修”，讲“明心见性”——这些词，都是从禅宗借来的。内丹派兴起，吕洞宾、张伯端，都主张三教合一。张伯端在《悟真篇》里直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

    佛教更不必说。中土的僧人，讲“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把儒家的孝、道家的身，都纳入了佛门。禅宗的“不立文字”，是佛教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又反过来养了中国的诗、画、书法——王维的诗里有禅，苏轼的笔下有道，李白身上，儒道佛三家，混成了一坛酒。

    盛唐的诗人，几乎个个是三教混合体。李白少年学剑、中年求仙、晚年参禅，一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却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儒家的抱负、道家的逍遥、佛家的空寂，在他身上居然不打架。王维更是典型：他做官做到尚书右丞，同时持斋奉佛，“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他画山水，笔下有禅意，被后世尊为“南宗画祖”——一个画家，用道家的笔法，画出了佛家的意境，又安放在儒家的案头。这样的复合人格，放在别的朝代，是分裂；放在盛唐，是自然。

    到了民间，三教更是早已不分家。一座庙里，可以同时供着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办丧事，要请和尚超度，要请道士作法，要行儒家的礼。中国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三位老人家，各管一事，谁也犯不着谁。灶王爷上天，说的是道家的日子；中元节放河灯，用的是佛家的仪式；过年贴的春联，写的是儒家的吉祥话。三教不是三座山，是三条河，流着流着，汇成了一片海。

    后人论三教，有句话说得最透：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这便是三教合流之果。不是谁吞并了谁，而是谁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缺的那一块。儒有了道的超脱，才不至于迂腐；道有了佛的慈悲，才不至于冷漠；佛有了儒的担当，才不至于虚无。三家互为表里，缠成了一条根，深深地扎进中国人的心里。

    而这一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开元。追溯到那一场雪夜里的论衡，追溯到那三卷御注的经，追溯到那个在滑台大云寺里，独自面对满殿大德的老僧。

    盛唐的包容，不是没有原则的宽容，而是有底气的自信：它不怕人吵，因为它知道，吵到最后，大家会找到共同的东西。它不怕外来，因为它有本事把外来的，变成自己的。

    三教归一的文化基因，就这样种下了。一千多年过去，它还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流着——流成一种气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气度，是从开元来的。

    论衡那夜，玄宗留一行夜话。烛影摇红，他忽然问：“一行，佛与道，孰为究竟？”

    一行合十：“陛下问的是佛道，臣见的是人心。人心所向，便是究竟。”

    玄宗抚掌而笑：“好一个‘人心所向’。”

    这句话，玄宗记了很多年。他以为他懂了——天下人的心，都向着开元。可人心是会变的：向着霓裳羽衣的心，有一天，也会向着渔阳鼙鼓。

    许多年后，马嵬坡下，他或许会想起这一夜的对话。他终于明白：人心是天下最难注的一部经——他注得通《孝经》，注得通《道德经》，注得通《金刚经》，却始终没有读懂，人心这本无字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