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只换来一句“卿自不求仕”。

    王维追出来，在街口找到他。两人站在寒风里，谁都说不出安慰的话。

    “浩然兄——”

    “不必说了。”孟浩然拍了拍王维的肩膀，笑了笑，笑容里有苦涩，也有释然，“我该回襄阳了。长安的月，到底和襄阳的一样。月亮不嫌人，人却自嫌。”

    他转身走了。背影在长安的暮色里越走越远，越走越小，最终消失在坊墙的转角后面。

    长安的文士们听说了这件事，各有各的感慨。有人替孟浩然惋惜，说他不过是一句诗念错了；有人替皇帝开脱，说天下隐士那么多，皇帝哪能个个都顾得上。但更多的人什么也没说——他们只是把“不才明主弃”这首诗抄了一遍又一遍，抄了满长安城都是。一个被皇帝亲口拒绝的人，反而因此成了天下闻名的诗人。这大概就是命运的脾性——它关上门的时候，总会顺手开一扇窗。

    后来李白到了襄阳，见了这位传说中的鹿门山人，听他讲起这段往事，长叹一声，写了一首诗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风流天下闻”五个字，从此成了孟浩然的注脚。他再没有回过长安。鹿门山的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是看月亮的人，心里多了一道疤。他后来死在襄阳——那年王昌龄自岭南北归，路过襄阳来看他。他背上生了毒疮，本该忌口，却因故人重逢，浪情宴谑，食鲜疾动，就此去了。一场欢宴，成了诀别。席上的酒泼进土里，无声无息。

    第三节边塞诗派——高适、岑参、王昌龄

    开元年间，大唐的疆域从东海延到葱岭。帝国的边境线上驻军超过四十万，烽燧相望，驿马相连。从长安出发，往北走，过了朔方，便是无边的草原与戈壁；往西走，过了玉门关，便是漫漫的黄沙与雪山。戍边的将士中，有些人不只会挥刀，还会握笔。

    他们把刀上的血、塞外的雪、营帐里的乡愁，都写进了诗里。后来的人管这些诗叫“边塞诗”，管写这些诗的人叫“边塞诗派”。

    高适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个。他出身渤海高氏，本是名门后裔，但到他这一代早已败落。少年时家贫，客居宋州，靠友人接济度日。他二十岁曾北上蓟门想从军报国，到了边关，却没人理他。他在燕赵之间游荡了几年，一事无成，只得南下。他不是那种一出场便光芒万丈的才子，他的才华像北方的庄稼，长得慢，扎得深。

    约开元二十六年，高适再次北上燕赵，亲历边塞。这回他已年过三十，不再是当年那个在边关找不到门路的少年。他在军中见到了一件事：前线将士浴血死战，将帅却在中军帐里饮酒听曲。这件事刺痛了他。

    他写了一首《燕歌行》。诗中有两句，后来传遍天下：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他写这首诗时，手是抖的。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那些死在刀锋下的士兵，临死前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家里的妻儿、村口的麦田、再也回不去的长安。而他们的将帅，此刻正在帐中抱着胡姬，听《凉州词》。他在诗中写妻子思念丈夫：“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一个在城南哭，一个在蓟北望，中间隔着万里关山。高适在诗的末尾写道：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李将军是汉代的李广，爱兵如子，戍卒愿为他效死。高适不是在怀旧，他是在质问：为什么李广只有一个？为什么两千年过去了，边关的士兵还在等一个李广？

    岑参比高适小十一岁。他是荆州江陵人，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岑文本做过宰相。但岑参没有沾到祖上的光——他在长安考了几次进士，屡屡落第，直到天宝三载才及第。及第之后也不得志，天宝年间两度出塞，赴安西、北庭。

    西域的天地和中原全然不同。岑参在安西都护府的幕府里，第一次见到了大漠。他看见黄沙接天，看不见一棵树、一间屋；他看见雪山连绵，白得像骨头；他看见胡人在帐篷前烤羊肉，火星子被风吹得满天飞。他写了一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开头便是：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他写的是雪，写的是花，写的是一种悲壮的美。西域的雪不是中原的雪——中原的雪落在屋檐上、落在长安的坊墙间，是温柔的。西域的雪落在刀鞘上、落在战马的鬃毛上，是凛冽的。但岑参在凛冽中看见了温柔，在死亡中看见了花开。这便是盛唐的气魄——即便是写边塞苦寒，也写得花团锦簇、气象万千。

    王昌龄又是另一种写法。他是京兆人，开元十五年的进士，做过秘书省校书郎。他不止一次去过边塞，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到过凉州、甘州、肃州。他见过的边关，比高适更辽阔，比岑参更苍凉。他在边关的城墙上站过，看过大漠尽头升起的月亮，也看过城下堆叠的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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