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敕——不经中书，不经门下，不经过任何一道铨选的程序，直接写一道敕书，斜封了，递到中书省，中书省只能照抄照发。时人谓之“斜封官”。

    卖官的不止皇后公主。婕妤、尚宫、女巫，凡是在内廷说得上话的，人人手里都有几道墨敕。女巫第五英儿，本是街巷里弄神弄鬼的婆子，因哄得韦后高兴，竟也得了官，出入宫禁，比朝官还威风。她卖出去的官，比公主府还多——反正都是三十万钱一道敕，童叟无欺。

    东市卖饼的张四，昨儿还在灶台前烙饼，今儿一觉醒来，身上就多了道告身，摇身一变成了员外郎。告身是斜封的，官印是新的，官服是现买的。他穿着那身官服回到饼铺，街坊们都笑，他自己也笑，笑着笑着，腰板就直了：他如今是官了。

    长安、洛阳两京，员外官、试官、斜封官，数以千计。吏部门口，候选的官员排到街对面的酒肆；有人候了三年，等来的是一纸“再候”；有人昨夜白身，今晨已是五品。宰相、御史、员外官，多到“车载斗量”——这四个字，是当时长安流传的谚语，说的是官员多到用车载、用斗量。

    政出多门。中书省今天拟好的任命，明天就被一纸墨敕推翻。官员们上朝，不谈政事，只谈时价：某某花了多少钱，买的什么官；某某的告身，是哪个府里出去的。

    有个刚上任的员外郎，连自己管的衙门在哪都找不到，问同僚：“咱们这衙门，是管什么的？”

    同僚想了想，答：“管收钱。”

    斜封官也有行情：三十万钱，买个八九品的员外郎；五十万钱，能买到五品以上；若肯出一百万，公主府的人会笑着说：“明日上朝，您站前排。”长安的茶肆里，有人把这话编成了歌：“三十万，九品官；五十万，五品衔；百万钱，站前排。”唱的人笑，听的人也笑。笑完了，各自低头，看自己口袋里的钱，够买几品。

    斜封官的告身，是真是假，连吏部都辨不清。有个新上任的县令，拿着告身去州里报到，州官一看：“斜封的？我们这儿不认。”县令急了，连夜赶回长安，又托人讨了一道敕书，这才算数。一来一回，盘缠花了几百贯，比买官的钱还多。有人开玩笑：“这官买的，倒比种的还费事。”

    中宗照常上朝，照常准奏，照常宴饮。景龙三年的春天，他还兴致勃勃地召集近臣在梨园击毬，君臣同乐，闹了一下午。老尚书站在场边，看着皇帝在草地上追逐蹴鞠，忽然想起旧事：高宗朝的时候，皇帝在球场上的工夫，还没有在朝堂上的多。他摇了摇头，不知该说什么。

    中宗自己倒很满意，回到殿上，笑呵呵地对近臣道：“太平天子，就该过太平日子。”

    武三思死后，韦后集团里最大的头目，是宗楚客。此人官居中书令，与纪处讷朋比为奸，朝野谓之“宗纪”。他卖官，卖得比公主们还胆大：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他还教韦后：“则天皇帝当日，是先收人心，再收天下。皇后若要更进一步，先得让满朝都是自己的人。”

    官多了，俸禄从哪来？自然从百姓身上来。两京的斜封官、员外官，加官晋爵，却无人理事；州县的正员官，反而被挤得没了位置。长安的米价，不知不觉又涨了几分。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斜封官，他们只知道：官多了，税重了。

    斜封官多了，正员官便不够坐了。有些衙门，斜封官比正员官还多；两三个官共用一个衙署，案牍堆在桌上，没人判。有个老吏摇头：“从前是官多事少，如今是官多，事无人办。”

    只有极少数老臣，看着这满朝斜封官，心里明白：这个王朝的官制，已经死了。有人上书，请中宗清理斜封官，奏疏递上去，如石沉大海。中宗倒是跟韦后提了一句，韦后一句话顶回来：“都是给钱办事，何必较真？”中宗便不再提。

    长安坊市间，小儿们唱着新谣：“桑条韦也，女时韦也。”

    没有人知道歌谣从哪里来。但所有人都听出了那个味道：又一个女人，要走到前面去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上朝，拜舞，山呼万岁；退朝，买官，收钱，赴宴。每个人都忙，每个人都笑，都觉得这太平盛世还能再撑一百年。

    景龙四年春，一个寻常的夜晚，宫中设宴。

    酒过三巡，安乐公主的醉意上来了。她端着金杯，走到中宗面前，声音不高，却让满殿都静了下来：

    “父皇，您若立儿为皇太女，儿保您江山万年。”

    中宗醉眼朦胧，看着这个最疼的女儿。烛火在她脸上晃，晃成当年房州破屋里那个裹在旧衣里的婴儿。他点了点头：

    “好，好。”

    满殿的灯，似乎都暗了一暗。

    韦后与上官婉儿，隔着半个大殿，交换了一个眼神。

    那眼神，让殿里的灯再没有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