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是一条“斗殴”律的设难。

    有个年轻官员问：律文说“诸斗殴人者，笞四十”——若两人互殴，各有伤，各执一词，无人作证，如何断？

    老吏说：各笞四十，所谓“两讼相争，各打五十”。学士反对：律无明文，安得各打？疑狱惟轻，当以无证不行刑。

    两边吵到无忌面前。无忌听完，沉默半晌，提笔在稿纸上写了八个字：“据证可断则断之。”据证可断。

    拿证据说话，拿不到证据，宁可放过——这就是疏议将要立下的规矩。有人说，这不是便宜了恶人吗？

    无忌说了一句流传律疏馆的话：“宁可失之于宽，不可失之于滥。滥刑之害，甚于纵恶。”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律疏馆里的人，都还记得隋朝。隋炀帝晚年，天下用重典：窃盗以上，罪皆致死。偷一只鸡，杀；说一句牢骚话，杀。

    结果如何？“盗贼蜂起，不可胜数。”杀得越多，反得越多——酷刑杀不死人心里的不平，只能把不平逼成烈火。殷鉴不远。

    所以唐律修疏，基调就两个字：平恕。平，是不偏不倚；恕，是不苛不滥。

    这两个字，从武德定律，到贞观修律，再到永徽作疏，三代人，一以贯之。

    武德年间，刘文静等人因隋律苛酷，削繁去蠹，定律五百条。

    贞观年间，房玄龄、魏征奉诏再修，削死罪九十二条，改重为轻者七十一条。先帝亲自过问，把肢解、枭首之类的酷刑，尽数废去。

    唐律一路走来，是一路做减法的：减刑，减死，减酷。律疏馆接手的，是减法的延续——不再减律文，减的是执法的随意。

    第二节疏议体例——名例律的智慧

    《唐律疏议》十二篇，五百条，头一篇，叫《名例》。名例是什么？用今天的话说，叫总则。

    整部法典的总纲、总章程：五刑怎么分，十恶怎么定，八议怎么用，自首怎么算，累犯怎么加——全在名例里。

    后面十一篇，是分则：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从宫廷禁卫到户籍婚姻，从盗贼到官吏渎职，天下之罪，网罗殆尽。总则如纲，分则如目——纲举目张。

    这个体例，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后人修律，直到清朝，《大清律例》开篇仍是名例。学的是谁？

    学的就是这部长安城里正在雕琢的书。疏议给名例的开篇，写了这样一句话：“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德礼是根本，刑罚是手段——如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这句话，是整部唐律的灵魂。

    法，不是用来吓人的，是用来养人的。刑杀是最后的手段，不是最先的选择。

    这个思想，从汉朝的“引经注律”，走到今天，凝成了八个字：礼法合一。先说五刑。笞、杖、徒、流、死。

    笞者，击也，用小竹板打；杖者，持也，用大竹板打——刑有等级，罪有轻重。

    徒者，奴也，盖奴辱之——服劳役；流者，放也，遣赴边远。死者，古先有之——斩、绞两等。

    从打板子到杀头，二十等刑罚，一级一级，如台阶。

    设计这套台阶的人深知：刑不可无，亦不可滥。把刑罚分成等级，就是给执法者的怒火，安上刻度。

    更妙的是，台阶之间，还留了转圜：徒刑分五等，流刑按里程分三等，死刑只留斩、绞两等。

    绞留全尸，斩身首异处——一等之差，就是给“可杀可不杀”的案子，留了一步退路。

    疏议在这几条下写得很细：何等罪入绞，何等罪入斩，一一注明。写这些字的人知道：每注明一处，将来就少死一个不该死的人。

    再说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条大罪，谓之十恶不赦。

    细看这十条，很有意思——前四条对朝廷：反、逆、叛。中间几条对天理人伦：恶逆是不孝到极点，不道是杀一家非死罪三人。

    后几条对伦理秩序：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恶护的是什么？君，父，夫，亲，师，友。

    说到底，护的是一整套伦理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法典在这里，露出了它的底色：它不仅是刑律，更是礼教的长城。律疏馆讲十恶这天，长孙冲听得脊背发凉。

    他回去问父亲：何谓“不道”？无忌说：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罪逆天理，绝人伦，故曰不道。

    长孙冲又问：为何“不孝”也算十恶？告父母者，绞——儿子告父亲，就算父亲有错，也是死罪？无忌放下笔，看了儿子很久。

    “你问到了要害。”“律为什么要护父？因为家是国的地基。子不认父，则臣不认君。一屋不齐，天下不齐。”

    “记住——这部律，先齐家，后治国。”长孙冲又问：那“不睦”呢？

    无忌说：告缌麻以上亲，殴告兄姊，即为不睦——亲族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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