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旨。

    太宗隔着帘子，说了一句：“他八岁的时候，朕抱着他看过元宵的灯。”“那时候他说，长大要做父皇这样的皇帝。”

    有司再不敢问，把丧仪加了一等。恨过，怒过，废过——

    到了尽头，做父亲记住的，还是元宵灯下那句话。李泰的船队也走了。去郧乡。离京那天，太宗站在楼上看了看。

    那个曾经乘小舆入宫的儿子，那个扑在他怀里哭着要“杀子传弟”的儿子，从今以后，山高水远。

    据说船到半路，李泰还上过一道表。表文里不再提储位，只叙父子之情，字字哀婉。太宗看了，看了很久，搁下了。回不去的了。

    宠爱给过，许诺给过，连太子的位置都差点给过——

    是那一句“杀子传弟”，把所有的宠爱，都变成了一场算计。随行的官员请示：魏王就国，仪制当如何？

    太宗想了想，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给他配些老实人吧。”“别让他再学坏了。”再往后，是吴王李恪。

    终贞观一朝，李恪终老于外任，郁郁不得志。

    安州都督府里，这个“英果类我”的皇子打猎、赋诗、理民，把一州治得井井有条，离长安越来越远。离御座，更是遥遥无期。

    太宗临终前一年，还特意写了一道手诏给这个儿子。“父皇一生，只给两个儿子写过这样的信。”“汝惟忠惟孝，勉之。”

    亏欠，都在这几个字里了。这一年秋天，太宗在两仪殿后的便殿，召见新太子李治。殿里只有父子二人。

    四十六岁的皇帝，看上去像六十岁。“雉奴。”“儿臣在。”太宗看着这个十六岁的、性子绵软的儿子，看了很久。

    “你要记住两个人。”“你舅舅长孙无忌，房公玄龄。”“汝若善事舅与房公，则无事。”李治似懂非懂地点头：“儿臣记下了。”

    太宗还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他想说的太多了。想说他这一生，兄弟阋墙，父子相疑，射出去的箭，泼出去的水；

    想说他看过太多刀光，最后竟是被儿子们的刀光，伤得最深；想说帝王家的父子，隔着一把御座，从来都抱不紧。

    可是这些，对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说了有什么用？他只是伸手，摸了摸李治的头。

    那只手，曾经挽过天下最强的弓，曾经拿过天下的权柄，此刻悬在半空，轻轻落下来，像落一片秋叶。“去吧。”李治躬身退出去。

    殿门开了又合，一线夕阳照进来，照在空了的御座上。太宗独自坐了很久。侍立在外的宫人后来回忆，那天傍晚，陛下没有掌灯。

    一个统一了漠北、被尊为天可汗的皇帝，在黑暗里坐着，像一尊渐渐冷掉的铁。宫人不敢进去，只能在门外守着。

    天上星河低垂，帝星居中，四野的星子围绕。可再亮的星，也照不亮帝王家的门槛。贞观十七年，就这样过去了。

    废立之后，天下还是那个天下。只是太极宫的灯，从此亮得更晚，熄得更早。再往后的事，看官当知——

    五年后，太宗将亲撰一部《帝范》，十二篇，从《君体》写到《崇文》，把一生的得失，一条一条写给李治。

    “朕一生的是非得失——你自己看，取其长，去其短。”那部书里最深的一课，不在正文里。在于写书的人：

    那个曾经天下无敌的皇帝，晚年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让儿子平稳接住这份家业上。

    而那句从东宫带出来的话，还在长安的坊间悄悄流传——

    承乾被废时，对传旨的使者说：“儿为太子，复何求哉？但父皇宠泰，儿不得已耳。”

    ——一句话，让太宗一夜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