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是：这御座，有一天该我来坐。

    如今他坐在御座上，想的却是另一件事：这城，还能守几天？

    天快亮的时候，他做了个决定。他写了一道诏书，召中书侍郎，命人送往河北——

    向窦建德求救。

    “夏王若来，洛阳以东，愿与平分。”

    使者出城那天，李世民就在城外。唐军的营帐，从邙山一直连到谷水，灯一盏连着一盏，比天上的星还密。中军大帐里，李世民也看着洛阳城——城头的灯火稀稀落落，像将熄的炭。

    “城里快没粮了。”他轻声说。

    帐下的屈突通拱手：“大王，何不猛攻？”

    “不攻。”李世民摇头，“洛阳城坚，攻则伤我精锐。粮尽，城自破。”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得像在说一件寻常事。只有跟了他多年的将领知道，这个二十三岁的秦王，围一座城，能围出猎人的耐心。

    ——他等的是洛阳城里的米尽，是城里的人心尽。

    他当时还不知道：黄河以北，十万大军的脚步，正踏着早春的泥，向他压过来。

    第二节窦建德来援——凌敬奇策被弃

    武德四年三月，窦建德的十万大军，渡过了黄河。

    窦建德，贝州漳南人，河北义军的领袖，自称夏王，都于洺州。他跟李渊一样，是隋末群雄里数得着的“仁主”——自己不穿绫罗，食不重味，打下河北后劝课农桑，境内路不拾遗。河北的百姓说起夏王，都竖大拇指：这位皇帝，是真把百姓当人看的。

    可他骨子里，到底是条河北汉子。讲义气，重承诺，也认死理。

    他救洛阳，一半是算盘，一半是义气。算盘是：唐吞郑，则唐强而夏危，唇亡齿寒。义气是：王世充的使者在他面前跪下，声泪俱下，喊他“夏王”，说“郑亡，夏不能独存”。他窦建德，听不得这个。

    他率兵十万，号称三十万，自洺州出发，一路西进，屯于成皋东原，广武山下。这里离虎牢关，不到三十里。

    十万大军，从河北一路行来，走得极慢。不是兵慢，是粮慢——军粮一车一车，从洺州运到成皋，绵延数百里。窦建德治军，跟别的割据豪酋不一样：行军，不许士兵践踏田禾；每到一处，先派人与地方约法，秋毫无犯。河北的老百姓见了夏军，不躲，还挑着担子，送粮送水。

    窦建德站在成皋东原上，望着连绵的营帐，对左右说：

    “儿郎们离乡千里，替我卖命，我总得让他们吃得饱，走得稳。”

    这话，是好话。可他忘了另一层：走得稳的兵，才走得快；吃得饱的军，才打得起仗。他的军粮，从河北一路拖过来，越拖越长——这条长长的粮道，日后，就是他的死穴。

    扎营那夜，夏军的中军帐里，吵翻了天。

    吵，是为了一个“怎么打”。

    窦建德的谋臣凌敬，是个老书生，胡子都白了。他拄着杖，站在地图前，一字一句：

    “大王，唐军用重兵围洛阳，守虎牢的是李世民，皆是精锐。我军远来，若直撄其锋，正中了唐人的下怀。凌敬有一策：大王悉引大军渡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然后鸣鼓建旗，越太行，入上党，徇汾、晋，直趋蒲津——”

    帐里静了一瞬。凌敬接着说：

    “如此有三利：一则，此数州皆空虚之地，入无人之境，取胜万全；二则，拓地收众，我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李世民必回军自救，则洛阳之围，不解自解。此围魏救赵之计，为今之策，无出于此。”

    帐中诸将，一半人点头，一半人不吭声。

    不吭声的，多是因为王世充的使者王琬、长孙安世就坐在帐角。这两人是洛阳城里的贵戚，一路北来，把随身的金银细软几乎散尽了，都塞进了窦建德左右亲近的手里。此刻，王琬咳嗽一声，站起来：

    “凌先生此言差矣。我军远来救郑，若绕道太行，旬月乃达，郑城只怕早已破了。郑亡，夏能独存乎？不如直趋虎牢，与唐军会战——一战而定中原，岂不快哉！”

    他这话说得好听，帐里几位大将立时应声：“正是！我军十万，唐军几何？李世民再能，还能以一当十？”

    凌敬胡子都抖了：“兵不在多，在势。虎牢雄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军远来疲惫，唐军以逸待劳，列阵关前，胜负未可知！”

    “凌先生，”王琬笑了一声，“您读书读得多，打仗的事，还是听将军们的吧。”

    帐里哄地笑了。

    凌敬转头，望着窦建德，声音几乎带了哀求：“大王！此策若行，河北可全，洛阳可救，天下可图！若直进虎牢，万一有失，十年基业，付之东流！”

    窦建德沉默了很久。

    他信凌敬。这个老书生跟他十年，从漳南起兵就跟在他身边，出的主意，没有不灵的。可是……他看了一眼帐角，王琬正冲他微微欠身。他又看了一眼诸将——诸将脸上，分明写着“怕什么”三个字。

    河北人的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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