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知道，这笔账，臣算过。”

    刘彻看着她，目光中有一瞬间的柔和。他走回案前，拿起那份帛书，折好，放入袖中。

    “朕收下了。”他说，“秋苹，你退下吧。”

    秋苹行礼告退。走到殿门口时，她听见刘彻在身后说：“秋苹，朕答应你，封禅之后，朕会下诏减免沿途郡县三年的赋税。”

    秋苹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刘彻已经重新坐回案前，拿起朱笔，继续批阅奏章。烛光映着他的侧脸，那侧脸上的皱纹在光影中格外分明。他忽然显得很老，很疲惫，但也很坚定。

    秋苹走出了宣室殿。春夜的风迎面扑来，带着未央宫花园中玉兰花的香气。她站在殿外的石阶上，看着满天的星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想起了太医署中那些等着她回去整理的药材，想起了医卫队中那些年轻的医官，想起了沿途那些修路的民夫。她想，她改变不了封禅的决定，但她可以做好自己的事——让那些随行的人，那些民夫，那些士兵，少受一些病痛的折磨。

    这或许就是她在这个盛大时代中，唯一能做的事。

    接下来的日子，秋苹几乎住在了太医署。

    医卫队的三十名医官被她分成三组——一组随行御驾，负责皇帝和嫔妃的诊治；一组随行百官，负责朝臣和外国使节的医疗；一组驻守沿途驿站，负责民夫和士兵的救治。每组十人，各带药童二十人，担架夫役若干。她亲自制定了《随行医卫章程》，详细规定了每日巡诊的时间、营地卫生的标准、水源消毒的方法、疫病上报的流程。

    她还从太常寺争取到了一项额外的配给——每个驿站设置一口“药井”，投入太医院特制的避瘟药包，供全队人员饮用。这笔开支虽然不小，但秋苹坚持要列入预算。她在给太常寺的呈文中写道：“封禅途中，数万人聚集，若水源不洁，疫病一起，后果不堪设想。与其事后救治，不如事前预防。”

    太常寺卿看了呈文，觉得有理，批了。

    与此同时，各地的筹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秋苹虽然主要待在太医署，但每隔几日就要去太常寺汇报医卫进展。每次去太常寺，她都要穿过长安城最繁忙的区域。那些日子里，长安城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是运货的车辆，到处是搬运的民夫，到处是叮叮当当的敲打声。

    她在太常寺的库房中看见了那些已经完工的祭器。铜鼎、玉璧、丝帛、酒樽，摆满了整整三个库房。每一件祭器都用锦缎包裹，放置在特制的木架上，由专人看守。太常寺的官员告诉她，这些祭器光是制作就花了半年时间，用铜三万斤、玉三百斤、丝帛五千匹。

    她又去了城外的校场，那里正在训练封禅的仪仗队。数千名士兵穿着崭新的铠甲，手持各种旗帜和兵器，在校场上列队行进。他们每天训练六个时辰，从队形到步伐，从旗号到鼓乐，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演练。校场边上，是正在制作的仪仗车驾——金根车、五色安车、立车、耕车、戎车，每一辆都用上好的木料和漆料制作，装饰着金银珠宝和羽毛流苏。

    她还在太仆寺的马场看见了那些从各地征调来的马匹。三千匹战马，每一匹都膘肥体壮，毛色油亮。太仆寺的官员说，这些马是从陇西、北地、上郡等地精选出来的，光是运到长安就花了两个月。

    秋苹站在马场上，看着那些骏马在春风中扬蹄嘶鸣，忽然想起太医署账册上的数字。一匹战马每日的草料和精粮，相当于三个人的口粮。三千匹马，每日的耗费就是九千人的口粮。这还只是马。再加上数万随行人员、数千辆车辆、无数祭品和物资——这场封禅，每日的耗费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她回到太医署，翻开账册，又算了一遍。算完之后，她合上账册，久久没有说话。

    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太医署的药材已经全部装车，三十辆药车排在院子里，每一辆都用油布盖得严严实实。医官们领了各自的药箱和器械，药童们背上了药囊，担架夫役们练习了无数遍的抬担架动作。秋苹一个一个地检查，确认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每一样药材都准备齐全。

    出发前一日，秋苹去了长安城东的渭桥。

    渭桥是封禅队伍出发的必经之路。此刻的渭桥已经被装饰一新——桥面上铺了黄土，两侧插满了彩旗，桥头搭起了巨大的彩棚。秋苹站在桥头，看着桥下滚滚东去的渭水，忽然想起了很多事。

    她想起三十年前，刘彻刚刚登基的时候，她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个少年，眼睛里有光，对她说：“秋苹，朕要让大汉的威名传遍天下。”她想起二十年前，他亲政之后，改元建元，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他站在未央宫的高台上，对着百官宣布这个年号的时候，声音里满是豪情。她想起十年前，卫青和霍去病收复河朔，他站在黄河边上，看着滚滚河水，说：“这条河，从今以后，就是大汉的内河了。”

    那些年，他一直在往前走，从未停歇。他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拉着大汉这辆战车，冲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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