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天，夜里十点四十。

    二号楼门口那两级台阶旁边有一间小屋。

    那间屋是后来搭的，砖砌的，一扇门一扇窗，屋顶是石棉瓦。窗户里亮着灯。

    值班室。

    陈九斤手里拎着两瓶汽水。

    汽水是园区小卖部的，玻璃瓶，橘子味，一瓶两块，记账。

    他走到值班室窗口。

    窗户是推拉的，开了一半。

    里面坐着一个人。五十来岁，瘦，穿一件洗白了的蓝布褂子，正在低头看一张报纸——那报纸不知道是哪一年的，边上都黄了。

    “大哥。”

    那个人抬起头。

    他看见陈九斤，没有说话。

    陈九斤把两瓶汽水放在窗台上。

    “天热。”

    那个人看了一眼那两瓶汽水，又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没有伸手。

    “你三号楼的。”

    “是。”

    “你上这儿干什么。”

    “路过。”

    那个人把报纸翻了一页。

    “路过。”他说。

    他没有再说别的。

    陈九斤站在窗口。

    他等了大概十秒。

    那个人一直低着头看报纸，一个字也不说。

    陈九斤这五十八天在这个园区里，跟很多人说过话。有的人骗他，有的人吓唬他，有的人跟他讨价还价。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说话。

    只要一个人开口，只要他说的那句话自己知道是假的，那半句真的就会在陈九斤脑子里响。

    眼前这个人不说话。

    他不说话，就什么也没有。

    陈九斤在这个窗口前面第一次碰上这件事。

    他这三个月靠的那样东西，在一个不开口的人面前，是空的。

    他把手从窗台上收回来。

    “打搅了。”

    他转身走了。

    他往西走了两步。

    两步。

    然后他停下来。

    他站在那儿想了三秒。

    这三秒里他想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他一直在等对方开口。

    等对方自己说，等对方来骗他。

    这三个月，每一次都是这样——蔡三平在楼道里教他四个字，贺明说“我没有”，阮玉兰说“是”，付红英说“我没看过”。

    这些人都是自己开的口。

    他从来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

    他可以让对方非开口不可。

    不是逼他说话。

    是问一个他必须撒谎才能回答的问题。

    一个问题，只要它的真话说不出口，对方就只有两条路——不答，或者编。

    不答本身也是答案。

    编，那半句就来了。

    陈九斤转过身，走回窗口。

    那个人抬起头。

    “又干什么。”

    “问一句闲话。”陈九斤说。

    “说。”

    “大哥，你昨天几点回的楼。”

    值班室里的灯泡吊在屋子中间。

    那个人的脸有一半在灯底下。

    园区的规矩第一条：非因公不得离楼。

    反过来说，各楼的人晚上得回各楼睡。看门的也一样——他们的宿舍在西边那排矮房，跟别的班一样，晚上得回去。

    值班室里不许过夜。这是写在纸上的。

    昨天夜里十一点零七分，二号楼那扇铁门开了，出来的是十四个纸箱。

    零点四十一，九箱。

    两点十九，四个塑料桶。

    三点五十六，六箱。

    四点零三，最后一辆车走。

    这五个钟头里，这扇门开了四次。

    门里得有人开。

    陈九斤蹲在水泥管子后面看了一夜，看见的是门里有人推门、有人把箱子递出来。

    那个人昨天夜里没有回楼。

    他不能说他没回。

    说了没回，就等于说他夜里在门里干活。

    “我啊。”那个人说。

    他把报纸放下了。

    “十点半。”

    陈九斤的太阳穴跳了一下。

    十一点才开的门，出的是箱子不是人。

    那一句在他脑子里响完，断了。

    陈九斤站在窗口，脸上没有动。

    那个人自己愣了一下。

    他愣的不是别的——他说完“十点半”以后，自己在心里过了一遍昨天夜里的事，过完他觉得哪里不对，但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他把报纸拿起来，又放下。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陈九斤说，“我们那边有人说前天夜里听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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