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

    “全给出去。”

    “六个学校都会了。”戚国安说，“那你还剩什么。”

    温良把笔放在纸上。

    “我什么都不剩。”

    “那你图什么。”

    窗户外头那阵收自行车的声音停了。

    “我图它别断在我手上。”温良说。

    戚国安没有动。

    “一个人会的东西，那个人要是没了，东西跟着就没了。”温良说，“六个学校几十个老师都会的东西，没那么容易没。”

    “你才二十九。”

    “二十九也一样。”温良说，“这半年我一直在查三个教书的人。三个人里头有两个，学校的册子上一个字都不剩了。我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手上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我只知道，要是有，现在也没了。”

    他把笔重新拿起来，在最后那一条底下补了几个字，补完才念。

    “第四条。”

    “任何一条被人举出证据说我违反了，我当天停。”

    戚国安抬起眼。

    “不用开会，不用查实，不用等谁批。”温良说，“只要有一个人拿出一样东西说我违反了哪一条，我当天就停下来，什么都不做。”

    “万一那个人是冤枉你的呢。”

    “那也停。”温良说，“停完再查是不是真的。”

    “你这四条里头，第四条最重。”戚国安说，“有人只要随便举一样东西，你这半年就全停了。”

    “对。”

    “那你为什么写它。”

    “因为要是没有第四条，前头三条就是三句好听的话。”温良说，“前三条是我不干什么。第四条是我干错了怎么办。前三条谁都能写，第四条得自己认。”

    他把笔帽扣上。

    “今天上午那一百三十八，我要是不认，我今天下午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戚国安把那张纸拉到自己面前。

    温良在最底下签了名字，写了日期，然后又在名字旁边写了一行小字：本约束自今日起生效，不设期限，不因任何人同意或不同意而改变。

    “这一行是干什么的。”

    “这一行是写给我自己看的。”温良说，“万一哪天您不在这个位置上了，或者您跟我说‘这四条不用了’——这四条还是数。”

    戚国安看了那张纸很久。

    从窗户外头能听见楼下有人在收自行车，铁架子响了几声。

    他没有拿笔。

    “您不签？”温良说。

    “我不签。”

    “为什么。”

    “我签了，这就是两个人的东西。”戚国安说。

    他把那张纸拿起来。

    “这是你一个人的东西。”

    他把纸对折了一次，又对折了一次，折成巴掌大，然后站起来走到会议室门口那张办公桌前——那张桌子上摆着一个笔筒和一沓文件——拉开最上头那个抽屉，把折好的纸放了进去。

    抽屉关上了。

    “您不备案？”温良问。

    戚国安没有回答这一句。

    他从抽屉那儿走回来，把桌上那一沓成绩表推回原来的位置。

    “下礼拜一你到教研室来一趟。”他说，“把你要调的那些材料的名字写给我。写清楚哪一年、哪一次、哪一样，别写‘跟老师有关的都要’。”

    “行。”

    “武老师在楼下等你半个钟头了。”

    温良把牛皮纸袋收好，走到门口。

    他走到门口停下来。

    “戚老师。”

    “说。”

    “今天您问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班五十三个人的平均。”

    戚国安在桌子那头没有动。

    “十天前我在这块板上写三个区间的时候，我没敢报我们班的。”温良说，“我们班五十三个，我天天看着，我心里有数。可我一个都没报。”

    “我知道你没报。”

    “您没问我为什么。”

    戚国安把那一沓表在桌上磕齐了。

    “你回去吧。”他说。

    武大军的车停在楼底下那棵树的影子里，车窗开着。

    “谈了四十多分钟。”他说。

    温良拉开车门坐进去。

    “谈成了？”

    “谈成了。”

    “什么条件。”

    温良把车门带上。

    “有一样我不能说。”他说，“不是不信您。是我今天答应了不说。”

    武大军把钥匙插进去，没有拧。

    “那你说得了的是哪一样。”

    “我自己写了四条。”温良说，“这四条我到处说都行，说给谁听都行。”

    他从头念了一遍。念完武大军坐在那儿没动。

    “你把自己捆死了。”

    “捆死了。”

    “第四条那个——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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