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写着“孔府家酒，叫人想家“。

    四个人围桌坐着。孔庆山和林秀芝并排坐在靠墙的那边，孔武坐在对面，还有一个空位——是给孔武的爷爷留的。老爷子去年走的，八十九岁，走的时候念叨着“庆山还没回来“，林秀芝说“他快回来了“，老爷子说“我等不到了“，然后闭了眼，走得很安详，像一盏油灯熬干了最后一滴油，灭了，但光还在，光在这个屋子里，光在这张桌子上，光在那个空位上，光在三十二年后的这顿年夜饭上。

    孔武给孔庆山倒了一杯酒。白酒在杯子里晃着，透明的液体在灯光下像水一样，但味道是冲的，像喀拉昆仑的风，像盐壳盆地的盐晶，像三十二年没喝过的味道。

    “你不能喝多。“孔武说，“大夫说了，你肝不好，只能抿一口。“

    “抿一口。“孔庆山说。

    他端起杯子，手在抖，酒在杯子里晃出了一点，洒在桌面上，像一滴眼泪落在了红纸上。他没擦，只是把杯子举到嘴边，抿了一口。酒从舌尖烧到喉咙，从喉咙烧到胃里，像一把火从嘴里一直烧到肚子里，烧得他浑身发热，烧得他眼圈发红，烧得他三十二年的冰全化了，化成了这口酒，化成了这顿饭，化成了这张桌子，化成了这个家。

    “好酒。“他说。

    “孔府家酒。“孔武说，“叫人想家。“

    孔庆山又抿了一口。然后他把杯子放下，转过头看着林秀芝。

    “三十二年。“他说，“你一个人。不容易。“

    林秀芝正在夹一块红烧肉，筷子停在半空中，像被这三个字定住了。她看着孔庆山，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眼角的疤，看着他深陷的眼窝，看着他瘦得脱了形的脸，看着他三十二年的重量全压在这三个字上——“不容易“。

    “不难。“她说。

    “难。“孔庆山说。

    “不难。“林秀芝说，“你在外面才难。我在家，有武子，有公婆，有邻居，有活干，有饭吃，有觉睡。你在外面——“她的声音哽了一下，“你在盐壳城里，三十二年，不见天日，不见太阳，不见活人，不见——“

    她说不下去了。筷子放下了，红烧肉掉在碗里，溅出了一点汤汁，落在她的蓝布褂子上，像一滴红色的眼泪。她低下头，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擦得很用力，像在擦三十二年的灰尘，像在擦三十二年的眼泪，像在擦三十二年的“你终于回来了“。

    孔庆山伸出手，握住她的手。那只手还是粗糙的，还是长满了茧的，还是五十多岁的女人的手，但此刻是暖的，是热的，是活的，是他的，是三十二年后终于又握在手里的。

    “我回来了。“他说。

    “嗯。“林秀芝说，“我知道。“

    年夜饭吃了两个小时。饺子是最后上的——林秀芝把锅端到桌上，直接把饺子连汤一起盛进每个人的碗里，热气腾腾的，白雾在灯光下像一条条小龙在飞舞，像费县的太阳，像山东的太阳，像三十二年没见过的太阳。孔庆山吃了三碗。不是五碗——大夫说不能多吃，三碗刚好，三碗是他的极限，三碗是他三十二年后的第一顿饱饭，三碗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饺子，没有之一，没有之二，没有之三，只有这顿，只有这碗，只有这筷头夹起来的每一个饺子，每一个都包着霜打过的白菜的甜，包着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的香，包着不放料酒的馅的紧实，包着三十二年的等待，包着三十二年的眼泪，包着三十二年的“你终于回来了“。

    孔武吃了两碗。他吃得慢，不是因为饺子不好吃，而是因为想让这顿饭长一点，想让这个夜晚长一点，想让这张桌子上的四个人——三个活的，一个不在但还在的——多坐一会儿，多说一会儿，多暖和一会儿。他看着他爸和他妈，看着他们两个坐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手牵着手，像两棵种在同一块地里的树，根缠在一起，枝连在一起，叶叠在一起，三十二年没见面但根从来没断过，从来没断过，从来没断过。

    窗外开始放鞭炮了。先是零星的几声——“啪、啪、啪“，像几颗子弹在夜空里炸开，像老山前线远处的炮声，但这次不是炮声，是鞭炮声，是过年的声音，是活人的声音，是和平街二十七号三十二年来第一次在除夕夜放鞭炮的声音。然后鞭炮声密集起来，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从每条街涌过来，从每个院子涌过来，从每个窗户涌过来，像一场声音的雨，像一场火药的雪，像一九八五年春节在费县的天空里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的、热闹的、活着的花。

    孔武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夜空是黑的，但被鞭炮的火光照亮了，一闪一闪的，像盐壳盆地的盐晶在发光，像冰晶祭坛上的时空之锚在发光，像央金变成金色时的那种光。他抬头看着天空，看着那些炸开的烟花——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紫色的，一朵一朵地在天上开着，像一朵朵巨大的花在夜幕上绽放，像三千年前的象雄祭司在天上画的符文，像沈棠在布达拉宫里修复的那些壁画上的飞天，像扎西顿珠在喀拉昆仑的星空下给他指过的那些星座。

    他的手伸进贴身的口袋里，摸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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