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闲。

    至于中国人杀了日本人，还是日本人杀了中国人，在他们看来，都和非洲殖民地里的冲突没什么两样。

    唯一不同的是，这些黄种人的仗打得太久，把贸易的航路搅得有些烦。

    可那也只是一点小麻烦。

    真正的大账，还轮不到他们操心。

    "杀了一个师团长，这是高级官员吧，日本人会罢手吗？"一位太太问。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搭着一条薄毯，手里的咖啡已经凉了。

    勋爵很有把握地说："当然不会。日本人会报复。他们会更疯狂。要我说，那个中国政府的日子会更难过。当然，这与我们无关。"

    他说"与我们无关"时，手里的餐叉和餐刀正在切割一块可颂。

    窗外，雾散了一点，泰晤士河上传来一声汽笛，拖得很长。

    没有人抬头。

    同一份报纸，在巴黎的沙龙里，只值一句评语。

    一位常在印度支那做生意的先生，把照片举到灯下看了看，说："中国人到底还是把日本人惹恼了。日本人报复起来，下手不会轻的。对那边的生意，不是好事。"

    旁边的人说："那也怪他们自己。打不过，还要打。、"

    在柏林，晚报只用了两行字，排在远东新闻的末尾。

    倒是几个军官在咖啡馆里议论了几句，说谷寿夫这样的老军人，落到枪毙的地步，也是日本陆军自己的耻辱。

    不过像是陆诚的好友勃劳希契却为陆诚感到高兴。

    在他看来自己的好友是个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而肆意发挥自己才能的优秀将领。

    他为自己的好友而感到骄傲。

    不仅是他，很多陆诚当年在德国的同窗都为陆诚感到自豪，他们惊讶于陆诚已经到了能指挥这样庞大战役的地位。

    不过在大多数欧洲人眼里，远东的事情，永远只是谈资。

    海那边的人死了多少，都不如海这边的一场赛马要紧。

    日本方面，这可是捅破了天的事情。

    消息传进日本时，曾有人试图把它捂在东京的报馆之外。

    近卫文麿的首相秘书找了人，把东京的早报全拦下来。

    可架不住上海、汉口的电头先上了外国通讯社。

    海军省的一个年轻译电员收到法国的电稿后，整个人在原地坐了半天。

    他把电稿抄了一份，压在文件夹下，又抄一份，送进了参谋总长的办公室。

    参谋总长没说话，只把电稿又转给陆相。

    陆相杉山元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上午。

    快到午间例会的时候，副官进来通知杉山元，却看见陆相依然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脸色白得跟军礼服的衬衣一样。

    报纸虽然拦了，消息却拦不住。

    东京的街头，最先传开的是市井里的说法：第六师团在中国全灭了，师团长让人活捉，在武汉打死了。

    起初没人信。

    师团长，那是多大的官。

    东京的妇人说，我们帝国的将军，怎么会被中国人抓住？

    后来外国通讯社的电稿传进来，说法就一个比一个难听。

    银座的咖啡馆里，有人压低声音议论。

    警察来查过几回，抓了几个"散布流言"的，才把声音压下去。

    可压下去的声音，都憋在肚子里。

    这几天，东京的米价又涨了一回。配给的队伍排得更长了。

    主妇们挎着篮子站在冷风里，谁也不说话。

    只有神社里的钟声，还像往常一样，一下一下地敲。

    天蝗在这天下午召见了近卫。

    在知道将要觐见之后，他就在官邸的书房里不断演练如何回答天蝗的质询。。

    第一遍，他把责任都推到柳川和谷寿夫身上，说这两个人欺上瞒下，是败军的祸首。

    写完之后他自己看了一遍，觉得不合适，像在御前推诿。

    第二遍，他加了自责，说内阁督导不周，臣近卫有负圣恩。

    第三遍，他把"南京指日可下"又写了上去，想了想，划掉，改成"主力已近城郊，不日当有捷报"。

    改到最后，他把草稿全撕了，一个字也没留下。

    他站在窗前，看着东京的太阳一点点偏向西方。

    车从首相官邸出来，路旁站着穿制服的警员，车过处，路人停步。

    云压得很低，街边的樱花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抖。

    近卫坐在后座，一路没说话。

    他的一只手一直按在公文包上，包里只有几页纸。

    纸上写着南京战局的最新报备：谷寿夫被俘并被枪决，陆军一名中将遭处刑；华中方面军在南京外围的战斗仍在进行中，主力已近城郊。

    他上次面见天蝗时，还信心十足地说"南京指日可下"。

    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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