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国华挂断电话那一刻，会议室里再次静了下来。

    盯着交投集团方向看了一会儿，穆任锋继续讲道：

    “更让人寒心的是，不少踏实干事的技术骨干、业务能手反而遭到排挤打压。敢于讲真话、敢指出项目漏洞、敢于反映管理问题的技术人才，不仅得不到保护，反而被边缘化，随意找个理由就处分，日常工作处处受到掣肘——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北省的国企里。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少单位虽然设置了意见箱、举报信箱，信箱周边却加装着摄像头，投递行为全程被记录。职工心存忌惮，害怕被溯源，担心事后遭到打击报复，即便发现了问题，也不敢反映、不敢举报。名义上的监督渠道，实际上成了摆设。基层的困难、项目现场的隐患、职工的合理诉求，层层上报之后石沉大海。基层声音传不到决策层，决策层对一线真实情况知之甚少，错误决策反复落地，矛盾不断积累。“

    穆任锋这段话，叫张国华、沈志刚和孙雅君互相看了看彼此，眼中除了不安，又多了一些疑惑。如果穆任锋说的是他们运营公司处分于剑、陈默这两名三级子公司干部的事，怎么会传到一个副省级领导的耳朵里？

    唐伟达快速在本子上写下“子女惹祸，父辈受责“八个字，推到了宋立伟面前。

    宋立伟看了一眼，微微颔首，把本子又推了回去。

    两个人都没再碰那个本子。穆任锋的声音重新清晰地响了起来：

    “在这里，我还要指出一类极易被忽视的顽疾：过度管理。有的企业，不是败给市场竞争，也不是被资金链拖垮，恰恰毁在这种看起来很勤勉的'勤奋的病'上。'管理出效益'本是真知，可部分领导干部理解偏了，一味热衷堆砌制度、增设审批关卡，在考勤、报表、台账上层层加码。结果是：报表越来越精致，会议越来越冗长，企业的创新活力、市场反应能力却在持续走弱，一步步陷入'高水平平庸'的困局。“

    “过度管控之下，企业很容易演变成一个封闭僵化的系统。层层审批、繁文缛节、名目繁多的考核，好比给高速运转的机器加注过量的润滑油——本意是减少摩擦，结果直接把机器卡死。管理者越是想把方方面面全攥在手里，组织的生机流失得就越快。“

    “剖析来看，过度管理带来三方面危害。“

    端起工作人员刚加满水的茶杯喝了一大口，穆任锋接着说道：

    “第一，把流程手段异化为最终目的，陷入'流程神话'。少数企业把流程当成唯一的评判标尺：一笔普通报销层层签字，简单沟通必须成套材料，并不复杂的事项也要一级一级等批示。最后形成一个很现实的局面：敢闯敢干的骨干受不了这种戴着镣铐干活的环境，选择离开；精通应付流程、擅长纸面工作的平庸人员反倒留下了。员工八成的时间精力消耗在证明自己合规上，真正投入价值创造的只剩两成。“

    台下，沈志刚握笔的手不自觉地加重了一些。作为数智公司的支部书记、董事长，近期陈默在他面前提过“大不了辞职走人“这样的话，但对他这样一个只注重向上管理的人来讲，下面人的任何意见与牢骚，都无足轻重。可今天穆任锋在会上当场说出类似的话，那意义就不同了。偷偷地瞥了张国华一眼，沈志刚心里第一次对自己的工作方式产生了怀疑。

    “第二，破坏内部信任，催生代价高昂的'防御性表演'。有的管理者为了防范所谓懈怠，不断加码考核，强制日报周报月报。可整套监督体系投入的管理成本，往往远大于人员懈怠带来的实际损失。员工被迫表演忙碌：表面轰轰烈烈，实际大多是没有产出的程序性工作。不少工作明明一通电话就能协调，却硬性要求全套正式文稿、层层审批报备，递交上去之后束之高阁，从未被认真审阅。做工作不再以解决问题为标尺，转以能不能应付检查、顺利交差为第一考量。迎检更是两套标准，一套专门应付督查，一套才是私下实操——检查组一走，材料锁进柜子落灰，整改原地踏步。年年讲基层减负，负担反而越减越重。“

    张国华、沈志刚、孙雅君三人都低着头，盯着各自面前那份会议材料。作为运营公司的主要领导，他们太清楚如何应付上级检查和巡视巡察了。如果真的较真，他们可以肯定的说：运营公司提交上去的所有材料，多多少少都会存在问题。很多时候，上级公司要求周五下午下班前上报的材料，他们也经常会在周五下午四五点钟才安排人通知给下面的子分公司。当时他们心里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内疚，但事后又选择性地遗忘了。在他们心里，补充材料本身就是基层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至于加班？谁让你们日常工作不到位。

    “难道穆副省长和某个国企单位的一线员工交谈过？”张国华心里嘀咕着。

    “第三，造成责任稀释，养出组织内部的'巨婴'。权力不断向上集中，责任层层向下传导。大小事项都要等上级拍板，基层久而久之养成了等待指令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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