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缩回去了。她不在意。

    “走吧，”邱玉林把笔放进口袋里，“我们去喝四果汤。我请你——不是阿海姨那家，是另一家，在教育局后面那条巷子里，不会有人跟我弟打小报告。”

    杨晓东站起来，跟着邱玉林穿过石狮的街道。八月的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水泥路面上，邱玉林的影子比去年九月长了一些，也许是因为她走路的时候不再低着头了。他们拐进一条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四果汤店，门口只摆得下两张塑料桌子。

    邱玉林点了两碗四果汤，一碗多加红豆，一碗多加仙草。她把多加仙草的那碗推到杨晓东面前——她记得他喜欢吃什么。

    “杨晓东。”

    “嗯？”

    “谢谢你陪我来。”

    “你以后去厦门了，考试这种事，可能就得自己去了。”

    “我知道。但今天是我第一次走进考场——第一次为了自己走进一个证明自己的地方。”邱玉林舀了一勺刨冰，含在嘴里慢慢地化，“以后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后我会习惯的。”

    杨晓东看着邱玉林。她没有像以前那样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可能过不了”。她说的是“以后会有”。她说的是“我会习惯的”。她不再是那个在四果汤店门口看到他经过却假装没看到的女孩，不再是那个把红肿的眼角藏在谎话后面的姑娘。她正一步一步地走出那家五金店，走出被安排的人生，走出那句曾经挂在嘴边的“好事从来轮不到我们这种人”。

    一周后，成绩出来了。邱玉林通过了。语文八十二分，数学六十八分，总分一百五十分，合格线一百二十。她超出合格线整整三十分。

    杨晓东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台球室扫地——虽然邱玉林的学费已经有了着落，但他还是保留了这份工作，只是从之前的每周七天减到了每周三天，赚的钱存起来当妹妹的补习费。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只有呼吸声，急促的、带着鼻音的呼吸。

    “玉林姐？”

    “过了。”邱玉林的声音像是憋了很久很久，终于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

    “我知道。”

    “数学比我预估的低了两分，但语文比我预估的高了十分。总分一百五。合格线一百二。我超了三十分。”

    “你上次说数学有一道题不确定——”

    “那道题我选对了！”邱玉林喊了出来，然后她的声音就被哭声淹没了。那不是悲伤的哭声，是一种被压抑了太多年终于找到出口的宣泄。杨晓东握着手机站在台球室昏暗的灯光下，听着电话那头的哭声，没有说“别哭”，也没有说“是风吹的”。他只是安静地听着，让邱玉林把攒了六年的委屈和恐惧和期盼全部哭出来。

    过了很久，哭声渐渐变成了抽泣，然后变成了带着鼻音的笑声。

    “我把成绩单拿给我爸看了。”

    “他怎么说？”

    “他什么都没说。把成绩单看了很久——我以为他要说‘还行’或者‘不错’——结果他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翻箱倒柜，把我妈以前在店里用过的那个旧算盘翻出来了。他说，‘你妈以前在店里记账，用的就是这把算盘。现在你用不上了——你在学校用计算器就行了。’”邱玉林说到这里，声音又哽咽了，“他说——‘你比你爸强。你爸一辈子连石狮都没出过。你要去厦门了。’”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靠在台球室的墙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摇摇晃晃的日光灯。林家老板在柜台后面打盹，鼾声均匀而绵长。台球撞击的清脆声在昏暗的空间里回荡，有几个人在角落里争论着某颗球有没有进袋。

    “杨晓东。”

    “嗯。”

    “八月二十号我就走了。”

    杨晓东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他知道这一天会来。从邱玉林第一次拿出那张招生简章的时候就知道。从她把“改变”和“命运”四个字用红笔画线的时候就知道。从她喊出“我想去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她终将离开东埔，离开那家五金店，离开这片被海风腐蚀了千万遍的滩涂，去一个海更蓝、天更远、未来更宽广的地方。但他也知道，厦门和东埔之间的距离，不只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它会拉远很多东西——那些在滩涂上并肩看夕阳的日子，那些在石头上互相取暖的瞬间，那些用一个眼神就能传递的默契。他不知道距离会不会冲淡这一切。

    “那我还欠你一碗四果汤。”他说。

    “不止一碗，”邱玉林说，“你在我这里存了很多碗了。等我放假回来，你要一碗一碗还给我。”

    “好。”

    “还有，你说过要来看我。你说坐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记得。”

    “那我等你。”邱玉林说完，挂了电话。

    杨晓东把手机放回裤兜里。他的手指碰到那包贝壳碎片，停了一下，然后掏出来放在手掌上。碎片还是那些碎片，在台球室昏暗的灯光下泛着珍珠色的光泽。那枚完好的贝壳也在——边缘的裂缝还在，但壳本身没有碎。他想，如果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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