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十几个人在城门外的空地上倒下了，抬到收容棚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他顿了一下，“我来告诉先生一声，做好心理准备。“继录者没有多问：“城门那边还有人值守吗？“那人说：“有，但人也越来越少了。昨天有两个人辞了差事出城去了。“

    继录者放下手里的药书：“你帮我带个话给城门那边——如果还有病人送进来，可以送到济世堂来。“那人看了他很久，然后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那天傍晚，一辆板车从城门方向推来，上面躺着五个人。继录者在院子里支起了临时床位，用草席和木板铺成一排。他蹲在那些人旁边，挨个诊脉、施针、灌药，直到天色完全黑了，才直起身来。

    那天晚上继录者在继录中写道：“城门口的难民开始成批地进入城中，收容棚已经满了。今天傍晚有五人被送到济世堂来，其中两人已经来不及了。我蹲在那两位病人旁边，蹲了很久。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替他们把衣襟理平，然后继续看剩下的人。“

    五月二十，李青在院子里晾晒药材时，抬头对继录者说：“先生，药材不够了。今天采回来的量只有昨天的一半。那几处采药点已经快被采光了。“

    继录者沉默了一会儿：“明天我和你一起去。“

    第二天清晨，继录者背着一只旧药篓和李青一起出了城。城外的景象比他预想的更加荒凉。路边的大片田地已经荒了，长满了齐膝的野草。李青带着他走到那些采药点时，继录者蹲下身，用手拨开草丛，用刀小心翼翼地割了几株蒲公英，放进药篓里。

    那天他们采了大约半篓药材。回城的路上继录者走得很慢，中途停下来歇了两次。他看着路边那些荒芜的田地，沉默地看了很久，然后继续往前走。

    五月底，济世堂的院子里已经躺满了人。继录者在院墙根下搭了一排竹棚，用竹子编织的席子和油布遮住日头和雨水，让病人可以躺在阴凉处。银针已经被反复使用了无数次，继录者每天晚上都会坐在灯下一枚一枚地擦洗、消毒，然后放回针囊里。他的手指因为长期接触药水和银针而变得粗糙发白，但他擦针的动作依然一丝不苟。

    六月，天气开始变得闷热。继录者在院子里添了更多的油布和竹子席，又在墙角放了水桶，让病人可以随时喝到凉水。李青每天从城外的采药点回来时，肩上的药篓越来越轻，路也越来越远。有一次他回来时在灶间门槛上坐了很久，像是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药篓就搁在脚边，空的，根须上的泥土已经干成了细粉。继录者蹲在他旁边，把一只水碗递到他手里。李青接过来喝了，没有多说什么，过了一会儿站起来，又去灶间继续切药了。

    六月中旬的一天傍晚，继录者坐在诊案前翻那卷旧书时，听见巷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片刻后一个穿着短褐的年轻人跑进了院子。他扶着门框喘着气说：“先生！城西那边又倒了一批人，比上次多得多，怕是撑不过今夜了。“继录者合上书站起身来：“带路。“

    他跟那个年轻人出了门，沿着街市向城西走去。傍晚的光线正在从深蓝转向灰紫，街边的槐树在风中低垂着叶子。继录者走在那条路上时，注意到整条街都没有灯火，像是一座已经空了的城。他在继录中写道：“六月十七，夜。城西又倒了一批人，我赶到时已经有十几个人倒在地上了。他们的家人围在旁边，有人拿着湿布，有人端着水碗，有人只是坐在那里，像是已经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在那里蹲了很久，把那些还能救的人逐一处理，然后沿着空荡荡的街走回槐树巷。一路都没有灯。“

    七月初，济世堂的最后一批存药也接近告罄了。继录者把药柜里所有的抽屉一一拉开看了一遍——绝大多数已经空了，只剩下零星几味药散落在抽屉底部。他用手把那些零散的药粒和碎屑拢到一起，用纸包好，放在桌案的角上。他在那叠纸包的侧面写上了每一种残药的名目和大致分量，药已经不够了，但他还不能停。

    七月中旬的一个清晨，继录者推开诊堂的门时，看见一个妇人坐在门外的石阶上，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孩子闭着眼，面色蜡白。继录者蹲下身，伸手探了探孩子的额头——已经不烫了，但呼吸已经停了。妇人抬头看着他说：“先生，他昨晚还在咳嗽……“继录者没有说话，在妇人对面的石阶上坐下来，两个人就那样坐在门外的晨光里，抱着那个已经冷透的孩子。那天的太阳照在槐树巷的青石板路上，照着那个已经走了的孩子和那个抱着他的妇人。继录者坐在她旁边，没有离开。

    七月二十，继录者收到了一封从泉州寄来的信。信封已经很旧了，边角磨出了毛边，像是走了很远的路。信中说，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已经基本中断了，港口医所的药材储备也在迅速消耗，但还在努力维持运转。信末写道：“先生，泉州医所还在开门。我们还在。你们那边还好吗？“

    继录者坐在灯下把信看完了，没有回信。他起身从药柜顶层取下那只铁匣，放在桌案上，没有打开。然后他继续坐回灯下，把今天需要用的最后几包药配好。

    八月初，北京城的城门口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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