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政府有些吃不准立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俄罗斯的专家小组则显得松散得多——有人是军方指派，有人是科学院推荐，还有两个据说是被情报部门从新西伯利亚的研究所里“请”出来的。

    2月22日至24日，人员抵达进入高峰期。南非的生物工程团队带来了在极端环境下培养生物组织的独特经验。新加坡和东南亚的专家以华裔居多，语言障碍相对较小，被迅速编入各攻关小组。欧洲方向的抵达则混乱得多——有些人是通过中立国外交渠道正式邀请的，有些人是在撤退政府已迁往北非或南美的混乱中被“截胡”的，还有几个干脆不知道邀请方是谁，只知道机票已经买好，目的地是中国四川。

    最夸张的一个案例发生在2月23日的伊斯坦布尔机场。

    一位丹麦神经接口专家因战乱滞留该市已有三周。那天下午，他在候机厅里试图改签一张飞往开罗的机票时，一名穿着深色西装、说流利英语的亚裔男子走近，自称是“国际科学合作专员”。对方没有过多寒暄，直接递给他一张飞往成都的机票和一份印着联合国徽章的邀请函——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

    专家警惕地看着他。滞留期间他见过太多骗子和趁火打劫的人。他正准备把邀请函还回去，那名专员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提到了他三年前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上的一篇论文——一篇关于非侵入式神经接口架构的论文，当时被认为“过于超前”，审稿人意见分歧极大，最终只以“通讯”形式发表。那个架构的核心设想是：如果能在微米级精度上实现电极阵列的动态重映射，理论上可以绕过血脑屏障的物理限制。但当时没有任何材料能承受这种精度下的电流密度。

    专员说：“那个架构，我们现在有材料能实现了。”

    专家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十五秒。然后拿起机票，走向了登机口。

    2月25日，陈安被安排了一次短暂的“烛龙”连接——不是深度意识交互，而是与萤进行数据交换。萤给出的是结构化到极致的资料包：人员分组建议、材料制备流程参数优先级、各学科知识拓展方向、项目推进顺序。每一部分都附带详细技术注释和可选替代方案。连接结束后，陈安断开连接，将数据转存至“烛龙”终端。周云峰快速浏览了几页，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看不懂其中百分之九十的技术细节，但他看懂了一件事：萤不是在帮他们造一个设备，她是在帮他们搭建一座从当前科技水平通向完全未知领域的阶梯。

    2月26日，各项目小组开始运转。实验室的灯光从此不再熄灭。

    2月27日至3月3日，抵达专家数量逐日减少，零星几个“补位”的专家在最后几天陆续到达。其中一位是3月3日抵达的塞尔维亚数学家——他专攻四进制逻辑系统，在家乡的地下室里独自研究了三年多，发表过几篇影响因子不高的论文，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偏执的边缘人物。当他通过翻译器磕磕绊绊地与其他专家交流时，没有人想到，几天之后，他会成为少数几个能直接“阅读”萤提供的那套代码的人。

    3月8日，最后一名基因专家抵达。至此，近千名科研人员和工程师汇聚龙泉山。他们说着十几种语言，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和学术传统。而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套用四进制逻辑编写、完全中文化的操作系统，和一些超越他们当前理解范畴的技术蓝图。

    四、攀升

    2月27日，各小组实验室里已经吵翻了天。语言障碍是最表层的问题——虽然配发了AI实时翻译对讲耳机，专业术语的翻译准确率惨不忍睹。一位俄国材料学家在讨论中吼出“基因表达载体”时，耳机里传来的是“基因表现的车辆”，他当场把耳机摘下来摔在桌上。文化差异和科研范式的碰撞更加剧烈：西方科学家习惯先建立理论模型再验证，中国科研团队更倾向于边试边改、快速迭代。两种工作方式在最开始几天几乎每天都要爆发激烈争执。

    周云峰不是在救火，就是在去救火的路上。刘副部长则忙于应付更高层级的压力——北京每天都有电话来问进度，他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在推进。”

    3月1日凌晨，芯片材料组传来第一个突破。经过十七种合金配方的尝试，他们终于用哈氏合金为主体、掺入特定比例的钒、铌和微量镧系元素，在实验室级别实现了稳定的四态电荷存储和快速切换。人类第一块“四进制逻辑单元”在显微镜下闪烁着微弱但稳定的信号。

    但它不稳定。连续运行超过四小时后，合金基材的晶格结构开始出现微观疲劳，电荷状态漂移，误码率急剧上升。这个问题困扰了材料组整整一周。他们尝试了数十种优化方案，始终无法让稳定性突破六小时的极限。

    3月2日，机械组率先完成打印机械臂的原型组装。四只主打印头、十二条辅助定位臂、一套能在微米级精度下运转的三维运动平台——工程师们几乎是在萤的蓝图上依样画葫芦。由于设备需要每日检查保养，机械组成了整个项目的第一批“蓝领”，穿着沾满机油的工装每天在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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