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互助会接的第一件正式案子，来自一个二十四岁的男演员，姓何，在网剧里演男三。

    事情不复杂。他在一场夜戏里被要求从三米高的货架往下跳，垫子只铺了一半厚，现场没有安全员。他没有跳，跟副导演吵了两句，当晚离组。三天后公司发来通知：擅自离组，索赔八十二万。

    他找互助会的时候，已经一个月没接到工作。

    案子在会上走了两轮。第一轮五票对两票，没有通过受理，理由是证据不足：他手里只有聊天记录，没有当日通告，没有安全检查记录，也没有第三人在场证明。

    第二次表决前，核验组补了三份材料。一是剧组的通告，是从同组另一名演员的社交账号照片里翻出来的，照片背景板上有日期；二是当地影视基地的进出登记复印件；三是现场灯光组的排班表，证实当晚确实有夜戏。

    第二轮四票对三票，受理。

    表决之后，何姓演员提了一个请求。他希望沈砚发一条动态，内容不用多，一句“请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他说以前看过沈砚拆公司的那些事，只要他发声，对方马上就会松口。

    这个请求被记进了会议记录，也当场被否了。

    理由有两条。第一，互助会的章程里写着：个案不接受任何公众人物的公开背书，包括发起人。第二，如果一个人的案子需要靠另一个人的热度才能推动，那这套规则就还是老规则。

    沈砚那天不在会场。他把会议记录看完，在末尾签了字，没有写意见。

    后来在一次内部讨论里有人问他，真的一点不想管？他说想，但互助会要想活下来，第一条就是不能变成他的宣传部；靠一个人发声的互助会，他不在了就散了。

    真正打起来的地方很枯燥。

    律师用两个月做了一件事：把“擅自离组”这个说法拆开。合同里写着演员应服从剧组安排，但没有写“必须完成高危险性动作”；行业惯例里，涉及高空、火焰、车辆等场景，需要专业安全人员在场并留记录；而这份剧组的安全记录里，那一栏是空的。

    第三个月，对方松口。对方公司提出的和解方案是：索赔撤回，演员不再追讨已发生的误工费，双方互不追究，同时签一份保密协议。

    何姓演员想签，但他犹豫了一天，问律师：如果签了保密，那以后别人遇到一样的事，怎么办。

    最后签的版本里，保密条款被划掉了保密的适用范围——事实经过可以讲，金额不能讲。

    和解金额是零。

    案子结束那天，互助会在内部通报上写了两行：已完成，未取得惩罚性结果。何姓演员的工作断了四个月，后来接了一部小成本网剧，片酬比之前低三成。

    有人问互助会，这样算赢吗。

    程屿在通报末尾加了一句：这一案改变的是合同条款，不是一个人的运气。

    一个月后，有另外两家剧组把“高危动作需安全员在场并留记录”写进了自己的演员合同。这件事没人发新闻，是核验组在整理合同时发现的。

    沈砚看到那条备注时，把文件合上了。他问陈姐：何姓演员现在怎么样。

    陈姐说，新剧组的合同里有一条，是他自己加的。

    沈砚问是哪一条。陈姐翻出来给他看：涉及高空、火焰、车辆等场景，须由安全员确认并留记录，演员有权拒绝无安全保障的拍摄而不构成违约。一字不改，照抄的模板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