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产，老百姓的日子，工厂的烟囱，铁路的钢轨——拍下来，给老百姓看。”

    顾雪澜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守芳，那双眼睛里有意外，有兴奋，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沉甸甸的东西。

    “张小姐，”他声音发涩，“您说的这些，我想过。可拍电影要钱，要机器，要人。我……”

    守芳打断他。

    “钱，我出。机器，我让人去上海买。人，你自己找。”

    她顿了顿。

    “顾先生，你写过《醒报》，办过读书会，现在该做点更大的事了。”

    九月十五。

    守芳去了趟小西关外那座关帝庙。

    不是一个人。

    顾雪澜带着三个人等在那里。

    一个姓孟，四十出头，早年在北京学过照相，后来在奉天开过照相馆，手艺好，人老实。

    一个姓郑，三十来岁，在天津法租界的洋行干过，摆弄过电影放映机，知道怎么拍、怎么放。

    还有一个年轻人，姓周，是顾雪澜从读书会带来的，二十出头，念过几年书，脑子快，愿意学。

    守芳看着这三个人。

    “诸位，今天把你们请来，是想做一件事。”

    她顿了顿。

    “拍电影。”

    那三个人面面相觑。

    姓孟的开口，声音有些发颤。

    “张小姐，拍电影……那得多少钱？”

    守芳从袖中取出一张纸。

    上头列着一行数字。

    “机器，三千元。胶片，五百元。场地、人工、杂项，一千元。总共四千五百元。”

    她把那张纸放在桌上。

    “钱，我出。机器，下个月到。你们几个，从现在开始，想拍什么。”

    姓郑的咽了口唾沫。

    “张小姐，我们……没拍过电影。”

    守芳看着他。

    “没拍过，就学。日本人也是从不会到会的。”

    她顿了顿。

    “你们拍的，是咱们自己的东西。奉天的城楼，中街的买卖，北市场的热闹，辽河的船，还有——”

    她看着顾雪澜。

    “顾先生写的那些文章。拍出来，给老百姓看。”

    九月二十。

    奉天城有了第一支“电影队”。

    没名字，没招牌，没办公室。只有一间破屋，一台从上海买来的旧摄影机，三个从没拍过电影的人，和一个满脑子想法的顾雪澜。

    他们拍的第一样东西，是奉天城楼。

    清晨的城楼，日出的城楼，暮色里的城楼。城楼下的车马行人，城楼上的旗子，城楼砖缝里的青苔。

    拍了三天。

    冲洗出来，模模糊糊的，晃得人眼晕。可放到墙上，有人认出来了。

    “那是咱们奉天的城楼！”

    喊这话的是个卖菜的老汉，蹲在墙根看了半天，站起来喊了一嗓子。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有认出了中街的，有认出了北市场的，有认出了自己家门口那条巷子的。

    有人看着看着，眼圈红了。

    “我在这城里住了五十年，头一回在墙上看见它。”

    九月二十五。

    顾雪澜来找守芳。

    他脸上的兴奋比上回更浓。

    “张小姐，成了！”

    守芳看着他。

    “什么成了？”

    顾雪澜道。

    “咱们拍的那些，在茶馆里放了两场，场场爆满。老百姓爱看，说比日本人的电影好看多了。日本人的电影里尽是假话，咱们拍的都是真事。”

    他顿了顿。

    “可有一条——咱们拍得太糙了。晃晃悠悠的，看着眼晕。”

    守芳点头。

    “那就接着拍。拍熟了，就不晃了。”

    顾雪澜看着她。

    那双眼睛里有光。

    “张小姐，我还想拍点别的。”

    守芳道。

    “拍什么？”

    顾雪澜沉默片刻。

    “拍咱们奉天人的故事。拍那些跟日本人斗的林场主，拍那些在稽查队当差的退伍兵，拍那些敢在报上写文章的读书人。”

    他顿了顿。

    “拍出来，让老百姓看看——咱们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人。”

    守芳看着他。

    看了很久。

    她忽然轻轻笑了一下。

    那笑容很短，像秋日里的薄云，被风吹过就散了。

    “顾先生，”她说，“这个想法，比拍城楼更好。”

    她从案头取过一张纸，提笔写下几个字。

    “电影基金。每月五百元。”

    她把那张纸推给顾雪澜。

    “从下个月开始，这笔钱归你支配。拍什么，怎么拍，你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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