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真和布林德两人喘息甫定，擦干血迹收拾干净佛堂后，桌上那台老式野战电话铃再度响起。

    铃声在空旷的佛塔内回荡，像一把锯子在切割紧绷的神经。布林德接起电话，听筒里传来指挥部副官急促的声音，要他立刻赶回西机场参加紧急会议。他放下电话，与杨希真对视一眼。两人都没有说话，但彼此眼中都比刚才更加紧张，也带着同一个担心：西机场那边，一定出了比佛塔偷袭更大的乱子。

    布林德抓起军帽，和杨希真两人飞速快步冲出佛塔。

    吉普车停在塔后的灌木丛旁，引擎还保持着余温。他跳上驾驶座，猛踩油门，车轮在泥地里刨出两道深深的沟壑，向西机场方向疾驰而去。夜风从破碎的挡风玻璃灌进来，带着硝烟和某种更甜的、类似鲜血的腥气。他握着方向盘的手还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佛塔里那个军曹脖子上的玉佩，是因为杨希真发狂的嘶吼，还因为他心中对不知道到底西机场发生了什么变故的巨大担忧——他日趋脆弱的神经已经很难承受更大的刺激，任何突变都将可能让他面临巨大的心理挑战和难以预估的战争成本。

    西机场野战医院，已经变成了另一座修罗场。

    偷袭发生前，西格雷夫医生当时正在主帐篷里给一名腹部中弹的中国士兵做手术。

    无影灯是用几盏汽灯拼凑的，光线昏黄而摇曳。他的手术刀刚刚划开伤员的腹膜，帐篷外就传来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几个日本兵像幽灵一样从黑暗中冲出，突破了医院外围薄弱的警卫防线。他们端着三八式步枪，见人就射。临时帐篷病房里，那些躺在担架上、连翻身都困难的伤兵，成了最无助的靶子。子弹穿透帆布帐篷，穿透薄被，穿透那些还在愈合中的伤口。一名年轻的中国士兵在睡梦中被击中胸口，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了气；另一名双腿截肢的老兵试图滚下担架躲避，被刺刀捅穿了后背。

    两名缅甸护士，其中一个是玛英梅，南雪伊沃的同伴，正在给伤员换药，猝不及防，相继中弹。玛英梅的肩膀被子弹削去一大块皮肉，她惨叫着倒在一堆染血的绷带里。

    待托尼等人从营房区闻讯赶到，射杀完这几个日军时，才发现南雪伊沃和另外一个女护士已倒在血泊中。

    南雪伊沃倒在手术帐篷的门口，身体蜷缩成一团，双手紧紧捂住中弹的腹部。鲜血从她的指缝间涌出，像一条条暗红色的小溪，在她身下的泥地上蔓延。她的护士服被血浸透，变成了深褐色，那张曾经带着羞涩笑意的脸，此刻惨白得像一张纸。失血过多让她的嘴唇失去了所有血色，微微张着，像一条离水的鱼。

    她看着托尼，只是流泪。

    那双眼睛里还有意识，还有情感，还有对这个年轻美国士兵的、来不及说出口的眷恋。但她的喉咙已经发不出声音，只有泪水无声地滑落，混着脸上的血污和泥垢，在下巴处汇成一滴，滴落在泥地上。

    心急如焚的托尼跪下去，想抱起她，但手抖得使不上力。他试了两三次，终于将她打横抱起。南雪伊沃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轻得让托尼感到一种彻骨的恐惧——仿佛他抱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缕正在从他指缝间溜走的魂魄。他抱着她跑到手术台前，小心翼翼地将她放上去，动作笨拙而温柔，像在放置一件易碎的瓷器。

    “西格雷夫！西格雷夫医生！“托尼的嘶吼带着哭腔，在帐篷里回荡。

    西格雷夫闻讯赶来。这个平日里总是沉着冷静、甚至有点幽默感的美国医生，此刻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愤怒。他看了一眼南雪伊沃的伤口，又看了一眼旁边同样倒在血泊中的另一名护士，眼眶瞬间红了。他没有说话，只是迅速戴上橡胶手套，抓起手术刀，开始了那场注定徒劳的抢救。

    托尼被推出了帐篷。他站在雨里，浑身发抖，手里还沾着南雪伊沃的血。他不敢进去，不敢看，但又不敢离开。他盯着帐篷的帆布门帘，听着里面器械碰撞的声响，听着西格雷夫低沉的、带着浓重口音的指令声，听着那台手摇式输血机发出的、令人牙酸的嘎吱声。

    大约十分钟过去，那十分钟像一个世纪那么长，帐篷的门帘被掀开了。

    西格雷夫走了出来。他摘下手套，眼眶噙着泪，非常伤心。然后，他扯掉口罩，愤怒地扔到泥地上。那白色的口罩落在泥水里，立刻被染成了褐色。他没有看托尼，只是摇了摇头，那动作轻得几乎看不见，却像一把重锤，将托尼的心脏砸得粉碎。

    守在外面的托尼意识到不妙，冲了进去。

    他跪倒在手术台前，握住已无气息的南雪伊沃冰冷的手。那只手还保持着捂住腹部的姿势，手指僵硬，指甲缝里还嵌着干涸的血迹。托尼将那只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试图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它，但它像一块从冰箱里取出的石头，冷得刺骨。

    他浑身颤抖，呜咽无声。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从灵魂深处挤压出来的、无声的悲鸣。他的肩膀剧烈抽搐，喉咙里发出一种类似野兽受伤时的、咯咯的声响，但就是没有眼泪——或者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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