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观光客。”

    她们第二天就出发了。坐火车到南京，然后转车北上。沿途看到的是战争动员的景象：军队调动，物资运输，难民南逃。列车在徐州站停靠时，她们看到了第一批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简陋的担架，染血的绷带，麻木的眼神。

    “和西班牙一样。”刻律德拉低声说。

    “什么？”史沫特莱问。

    “伤兵的眼神。那种空洞，那种忍受。全世界都一样。”

    到达山西时，已是8月中旬。她们先到大同，然后前往平型关方向。前线混乱不堪：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都在这一带，但缺乏统一指挥。

    刻律德拉利用她的军事经验，帮助史沫特莱分析战局。她们采访了晋绥军军官——他们对装备精良的日军感到恐惧，但仍在坚守；采访了中央军部队——纪律较好，但战术僵化；最后，她们找到了八路军115师。

    在五台山的一个村庄里，她们见到了那个浓眉毛的年轻的师长，冷静，寡言，但眼里有智慧的光芒。他允许她们随军采访，但有条件：不暴露部队具体位置，不拍摄军事设施。

    刻律德拉在八路军中看到了熟悉的东西——不是武器或战术，而是精神。与西班牙国际纵队类似，这支军队也有强烈的政治教育，官兵平等，军民关系密切。她看到士兵帮农民收庄稼，看到军官和士兵吃同样的伙食，看到简陋但有效的政治宣传。

    一天夜里，八路军袭击了日军的一个运输队。刻律德拉和史沫特莱在安全距离观察。战斗短暂而激烈：八路军利用地形伏击，迅速解决战斗，缴获物资后立即撤离。

    “游击战。”刻律德拉对史沫特莱说，“和西班牙共和军后期的战术类似。但八路军执行得更彻底。”

    “他们称之‘人民战争’。”史沫特莱在笔记本上记录。

    刻律德拉采访了几个八路军士兵。一个年轻的四川兵说：“我们装备差，但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为了不让日本人占领我们的土地，杀害我们的亲人。”

    另一个老兵，参加过长征，说：“我们在江西打过国民党，在陕北打过军阀，现在打日本人。敌人不同，但我们保护老百姓的心不变。”

    刻律德拉想起了国际纵队的志愿者们。同样的理想主义，同样的牺牲精神。但八路军更接地气——他们不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而是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工人、学生。

    在山西前线待了两周后，史沫特莱决定去延安。刻律德拉选择返回上海——她预感到，更大的战斗将在那里爆发。

    分别时，史沫特莱说：“你是个好记者，刻律德拉。你看到了战争的本质——不仅是枪炮，还有人心。”

    “你也一样，艾格尼丝。”刻律德拉说，“保重。战争还长。”

    1937年8月13日，刻律德拉回到上海。

    城市的气氛已经紧绷到极点。租界加强了警戒，华界（中国管辖区域）的居民大量涌入租界避难。自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根据《淞沪停战协定》，上海华界大部分被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但日本海军陆战队却在虹口等地建有军营和据点。

    刻律德拉在法租界安顿下来后，决定去华界看看。她换上便装，带着相机，像普通外国记者一样。

    下午的上海闷热潮湿。她走在华界的街道上，看到的是诡异景象：一边是日常生活的延续——小贩叫卖，黄包车穿梭，茶馆里有人喝茶聊天；另一边是战争的准备——沙包工事，铁丝网，偶尔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巡逻队经过。

    突然，前方传来骚动。两个日本军官——从军服看是陆军，不是海军——在华界横冲直闯。他们显然喝醉了，开着三轮摩托四处乱窜。

    一个卖花的小姑娘躲闪不及，被撞倒在地，竹篮里的栀子花撒了一地。小姑娘大约十岁，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衫，坐在地上哭起来。

    两个日本军官看都没看，继续往前开，又撞倒了两个法国巡捕——他们正在维持秩序，有一个在疏散乱作一团的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巡捕的警棍掉在地上，帽子也歪了。

    “混蛋！”一个法国巡捕用生硬的日语骂道。

    日本军官哈哈大笑，用日语回敬：“法国猪，滚回你们的租界！”

    接着，他们撞到了一个正在路边祈祷的犹太人——可能是从欧洲逃难来的，穿着黑色长袍，戴着圆顶小帽。老人手里的圣经掉在地上。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了：一个日本老大娘拎着菜篮子从市场回来，看样子是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她也被这两个军官开的三轮摩托撞倒在地，菜篮里的萝卜、青菜滚落一地。

    老大娘大约六十岁，穿着和服改良的便装。她坐在地上，愣了几秒，然后对着两个扬长而去的日本军官用沪语混杂日语骂道：

    “陆军的小赤佬，无法无天了！我是帝国公民，你们两个瞎吗？”

    两个军官回头，对她竖中指，继续开着摩托走了。

    这时，两个路过的中国人——看起来是工人，穿着粗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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