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在比利牛斯山脚下的小镇，国际纵队第11旅最后的幸存者们互道珍重。总共五百多人，现在只剩不到一百人还活着并能行动。

    刻律德拉和阮文忠、朱塞佩、路易吉四人交换了通讯地址——经过战争考验的地址，不写具体住址，只写联络点和暗号。

    “巴黎拉丁区‘莎士比亚书店’，找西尔维娅，说‘马德里的丁香花开了’。”阮文忠说。

    “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找安德烈，说‘意大利的春天会来’。”朱塞佩说。

    “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左翼书店’，找约翰，说‘都灵的工人在等待’。”路易吉说。

    刻律德拉想了想：“上海法租界‘真光书店’，找陈先生，说‘北平的学生还记得’。”

    他们拥抱，没有眼泪——眼泪在战场上流干了。只是紧紧拥抱，像抱住即将熄灭但仍有温度的炭火。

    “我们会再见的。”刻律德拉说，“在法西斯被打败的那一天。”

    “那时我们在罗马、在柏林、在东京庆祝。”路易吉勉强笑了笑。

    “也在河内、在上海庆祝。”阮文忠补充。

    他们分开，走向不同的方向。刻律德拉回头看了一眼：阮文忠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向法国边境检查站，朱塞佩挤上了一辆开往马赛港的卡车，路易吉和一个英国记者同行。西班牙的山在秋色中斑斓，但山下是战争留下的焦土。

    她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口袋里揣着伪造的护照——国际纵队为她准备的，身份是“意大利记者”，名字是“克里斯蒂娜·罗西”。真正的刻律德拉·贝洛蒂在意大利政府眼中是“叛国者”，因为她在国际纵队对抗意大利黑衫军。

    漫长的旅程：从西班牙到法国马赛，乘船穿越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过红海，横渡印度洋，1937年7月下旬，刻律德拉终于回到上海。

    船在黄浦江入港时，她站在甲板上，看到了熟悉的景象：外滩的万国建筑，江上的各国军舰，码头上忙碌的苦力。但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更多的军舰，更多的沙包工事，更多的难民。

    报纸带来了更坏的消息：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沦陷。长城防线危在旦夕。

    刻律德拉在法租界的小公寓安顿下来后，立刻去找陈先生。真光书店还在，但门口挂着“盘点歇业”的牌子。她敲了后门，三长两短——约定的暗号。

    门开了，陈先生看到她，愣了一下，随即露出宽慰的表情：“你回来了。进来。”

    书店后面是个小仓库，堆满书籍和纸张。陈先生给她倒了茶：“西班牙……结束了？”

    “结束了。共和国失败了。”刻律德拉喝了一口茶，是龙井，熟悉的味道，“中国怎么样？”

    陈先生坐下来，摘下眼镜擦拭：“很糟。北平丢了，天津丢了。日军正在向华北腹地推进。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中央军主力还在南方，华北靠地方部队在撑。”

    “八路军呢？”刻律德拉问。她知道红军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改编为八路军，理论上属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

    “已经开赴山西前线。”陈先生压低声音，“但装备极差，弹药不足。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都在山西，但指挥不统一，各自为战。”

    刻律德拉思考片刻：“我想去前线看看。”

    陈先生皱眉：“太危险了。日军推进很快，战况混乱。”

    “我是记者。”刻律德拉拿出她的新护照和记者证，“《米兰晚邮报》特派记者——当然，是假的，但足够应付。而且我有战场经验，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陈先生看着她，这个从西班牙战场回来的女人，脸上有新添的伤疤，眼里有更深沉的坚定。他最终点头：“有个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要去山西前线。你可以跟她同行。她同情延安方面，但报道客观，在外国记者中有信誉。”

    “什么时候出发？”

    “三天后。她在华懋饭店等你。”

    1937年8月初，刻律德拉与史沫特莱会面。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美国女人，短发，眼神锐利，说话直率。她在印度、德国、苏联都当过记者，写过甘地传，现在关注中国抗战。

    “克里斯蒂娜·罗西？”史沫特莱用英语问，看着刻律德拉的意大利护照。

    “是的。但我更习惯被叫刻律德拉。”刻律德拉用英语回答，“我在西班牙当过战地记者。”

    史沫特莱的眼睛亮起来：“西班牙！你去过那里？我在报纸上读过报道。国际纵队，马德里保卫战……你亲眼见过？”

    “我在马德里大学城待了六个月。”刻律德拉说，“后来负伤，去了巴塞罗那。”

    “上帝。”史沫特莱握住她的手，“那么你理解战争。很好，中国战场需要真正理解战争的记者，而不是那些只会在安全距离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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