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的用合法的途径——朝廷赐田、购买田产、开垦荒地，把一块一块的土地划入自己的名下。

    有的用不合法的途径——强占民田、伪造地契、贿赂地方官篡改鱼鳞册，把那些原本属于百姓的土地变成自己的私产。

    他父皇弘治皇帝在位的时候，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些文官们也不是没有上过奏疏，那些御史们也不是没有弹劾过。

    但他父皇太仁厚了，他总是想着“以和为贵”，总是想着“不要把事情闹大”，总是想着“给那些大臣留几分体面”。

    所以他父皇在位十八年，土地兼并的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等到他登基的时候，大明的土地已经被那些权贵官员圈占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江南的良田，有一半以上不在百姓手里；北方的平原，那些最好的地已经被藩王和勋贵瓜分殆尽；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每一个省都有大片的土地被那些世家大族用各种手段收入囊中。

    而登基以来，也做了一些事来缓解这个问题。

    比如，他把张家兄弟的田产抄没了，分给了无地的百姓；他把福建全省士绅的田产没收了，也分给了无地的百姓。

    那些田产加起来有几十万亩，甚至数百万亩，确实让不少百姓有了立足之地。

    但他心里清楚，那些都是治标，不是治本。

    张家兄弟和福建士绅的田产虽然多，但和全国被兼并的土地总量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江南、湖广、江西、四川、河南、山东，那些地方的权贵官员们手里握着的土地，比张家和福建加起来还要多出几十倍、上百倍。

    他不可能把每一个权贵官员都抄家，如果他那样做了，他就不再是皇帝了，他成了天下所有权贵官员的公敌。

    那些人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阻止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拉下马。

    他手里虽然有军权，有锦衣卫，有东西厂，但如果天下所有的权贵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他就算能镇压一时，也镇压不了一世。

    所以他需要一种更巧妙的方法，一种不会引起大规模反弹的方法，一种让权贵官员们心甘情愿地把土地交出来的方法。

    他想了很久，在天上飘荡的那数百年里，他想过很多种方案，每一种都在脑海里反复推演过。

    有的方案太过激进，会引起剧烈反弹；有的方案太过温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有的方案看起来可行，但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无数无法预料的困难。

    直到他重生之后，坐在龙椅上，看着那些藩王、文官、武将、勋贵，看着他们手里的土地和财富，看着他们世代传承的基业和根基，他才渐渐把那幅拼图的最后一块放到了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出海建国。

    如果一个人要出海建国，他就不需要在大明国内保留大量的土地了。

    那些田产、庄田、商铺、盐场、茶山，他带不走，留在大明国内也无人打理。

    与其让它们荒废，不如卖给朝廷，换成一笔可以随身带走的银子，然后用在购买船只、人口、工匠、农具、种子上。

    这就是他给天下权贵官员们开的那个口子：你可以出海建国，但你需要把你在国内的土地卖给我。我不强求你卖，但我给你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理由。

    你留在国内，再大的官职，再多的土地，也不过是个臣子。你出海了，你就是王，你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是王。这个诱惑，比任何钱财都大。

    他会让那些人自己算这笔账：国内的土地，虽然每年有地租收入，但那点收入和出海建国之后的收益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与其守着那些每年产出有限的地租过一辈子，不如把它们换成船只和人口，去海外开创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基业。

    而且，这个口子一开，他就不需要亲自去征收那些土地了。

    他不需要下旨强行收回权贵官员的田产，不需要派锦衣卫去抄家，不需要冒着引起天下动荡的风险去推动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

    他只需要把“出海建国”这个选项摆在那里，让那些权贵官员们自己做出选择。

    当他们决定出海的时候，他们会主动来找朝廷，主动把田产和商铺折价卖给朝廷，主动清点自己的家底，主动变卖那些带不走的不动产。

    而那些土地到了朝廷手里之后，就可以重新分配给无地的百姓。

    百姓有了地，就有了饭吃。有了饭吃，就不会变成流民。

    没有流民，就不会有农民起义。

    没有农民起义，王朝的根基就是稳固的。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一个不需要动用暴力、不需要引起大规模反弹、可以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里持续运转的循环。

    而且，这个循环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好处——它可以自我延续。

    第一批出海的人，是宁王和安化王这样的藩王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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