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感染者会在持续高烧中死亡，少数感染者则出现更为严重的精神和行为异常。

    他们失去正常神智，症状接近狂犬病，会向身边的人扑咬，但身体无法长期维持这种状态，最终仍然会死亡。

    灾后各地对这种感染的称呼并不一致。最初，人们还会尝试辨认谁只是发热，谁已经出现异常；后来，同一处安置点接连有人发病，隔离空间和医疗人员很快不够用。

    黑雨还带来了其他疾病。

    腹泻、脱水、高烧和咳血也在同一时期流行。

    入秋以后，净水不断被污染，无法获得干净饮水或者过滤不得当的人开始成批发烧、腹泻，继而出现严重脱水。

    四、安全区的崩溃

    灾后不久，北方若干电台开始播报安全区和救援信息。

    广播宣布“北方重建带已建立”，并以蓝色安全区旗帜作为标志。

    对仍在逃难的人而言，这些消息给出了一个可以前往的方向。

    但最早的应急广播没有提供具体坐标。直到8月，广播才开始循环播放坐标和路线。

    信息的缺失使转移变得更加困难。

    道路上既有仍在接收人口的安全区，也有早已撤空的校舍；既有正式设立的收容点，也有冒用蓝旗的地点。

    逃难者无法仅凭旗帜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可靠，也无法确定广播中的地点是否还在运作。

    北方高地、保州及更北的一些地区保住了局部电力、仓储、武装力量和行政人员。部分安全区逐渐恢复基础供电，开始农业试种，也能够组织短途救援，但断路、失守城市和无人管理地带将它们彼此隔开，尚未形成连续辖区。

    县镇一级的情况尤其糟糕。

    许多临时安全区设在学校、厂区和政府院落，依靠原有库存以及偶尔到来的外部补给维持。

    起初，这些地方还有人员管理秩序、组织发放物资，并试图接收不断到来的幸存者。但随着道路中断、疾病蔓延和库存消耗，原有安排很快撑不下去。

    有记录的一处临时安全区登记了三千多人。道路断开后，外部补给无法抵达，供给不断缩减，最后人均饮水分配只剩每人每天一升。

    发烧的人一律送进感染区隔离，但隔离区很快失去足够的空间。排水管道堵塞后，污水无法及时排出。随着死亡人数增加，原有设施已经无法满足最基本的卫生要求。

    安全区依靠库存生活，无力修复供应系统，也无法继续接收涌入的人口，秩序随库存消耗逐步瓦解。

    最终上级下令停止收容，核心人员和装备向现存官方靠拢收缩。

    安全区内的幸存者未必还有车辆可乘坐。没能列入优先转移名单的人，只能自行寻找出路。

    沿铁路设置的临时指挥点也很快人去岗空。指挥人员撤离后，部分地方失去上级联络，剩下的管理机构只能自行处理问题。

    嘉余的官方撤离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中途断掉的。

    地方武装占领县政府大楼，拿走武装部的枪和撤离点剩余的物资。原本依靠行政体系组织起来的撤离，最终没能完成。

    沿海和临江一带，官方空投计划一再改期，随后广播也不再响起。等待消息的人已经没有渠道确认援助何时到来。

    有人选择继续等待，也有人开始离开原来的安置点，在断路和洪水之间寻找新的去处。

    五、大城市的陷落

    与县镇临时安全区相比，内陆大城市的安全区规模更大，维持的时间也更长。

    灾后头几周，荆汉这类城市仍有军队和地方官方组织活动。体育场、展馆、高校和营区被划为安全区，城市粮库的存粮集中到这些地点。周边县镇的居民，以及从铜江下游逃上来的人，都向大城市聚集。

    这些城市原本具有更多仓库、设施和管理人员，看起来也更有能力接收人口。然而，人口涌入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原有计划。

    几周之内，安全区收容人数便大幅超过预定规模。水、电、粮食、医疗和住宿，都开始出现无法解决的缺口。

    最先出问题的是水和电。

    部分水厂依靠柴油发电机勉强维持运行，柴油却在不断消耗。江湖水源又受到黑雨及水库泄洪带下来的污染物影响，净水滤芯和净水药的消耗速度远远超过补充速度。

    水厂不能正常运行后，安全区不得不进一步削减用水。

    为了保证饮水，部分日常清洁和卫生用水被压缩，拥挤的安置点却越来越难以维持清洁。污水、垃圾和尸体处理逐渐成为新的问题。

    接着到来的是洪水。

    低洼水网地区的上游水库在灾变前后陆续进行预防性泄洪，灾后又接连降雨。七八月间，江水和湖水漫进低处城区，一部分安置点和仓库被淹，粮食泡水后难以继续食用。

    污水倒灌进水井和临时水源，原本已经紧张的饮水供应进一步恶化。余震又震坏了一批堤防和楼房，增加了排水和救援的难度。

    随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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