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尤其严重，燃油车也没有全部幸免。

    总体而言，车辆越新，出现故障的地方往往越多。那些依赖复杂电子控制系统才能正常运行的车辆，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原有的可靠性。

    内陆山区同样没能躲过这场冲击。

    17日夜里，多数设备突然失去信号；第二天早上许多车辆无法启动。例如渝都，城内的监控系统大面积损坏。

    城市管理人员无法通过原有监控系统掌握情况，指挥中心与基层单位之间的通信也不再可靠。

    灾后最初几天，救援、撤离和物资调运都被车辆和通信问题卡住。道路即使没有断裂，也未必还有能通过的车辆。

    大量汽车无法发动，少数能够运行的车辆又承担着最紧迫的任务。能开动的交通工具中，老式柴油车和少数有防护的军用车辆占了重要部分。

    调度不得不退回到更原始的办法：使用短波电台，派人沿道路传话，再由各地自行判断如何执行。

    信息传递变慢，命令抵达的时间难以保证。一次简单的物资调运，也可能因为联络不上接收地点而停在半路。

    二、来不及完成的转移

    撞击发生前两天，官方已经判断落点可能在东部海域。

    由于公开消息一直强调撞击概率极低，相关部门没有向公众发布灾害警报，而是以“应急储备结构调整”的名义，优先将东部沿海储备的粮食、油料、药品、发电设备和净水设备向内陆转移。

    军车开始分段封闭高速公路，为应急车辆让路。道路管制和物资调运已经启动，公开新闻却仍在告诉公众，撞击风险很低。

    这场准备工作最终只完成了一部分。

    直到6月17日傍晚，撞击得到确认时，剩余的时间已经不足以将所有储备运走。

    车辆、道路和装卸能力都不够用，许多物资只能继续留在原地。电力中断、通信瘫痪和随后发生的地震海啸，又使原本可以完成的运输变得更加困难。

    灾后，那批没有运走的储备大多随沿海地区一起毁掉，或者因为仓库被淹、道路中断、管理人员失联而再也无法取用。

    预判、调度和转移工作在撞击前已经启动，但公开预警不足，运力也无法覆盖全部目标。

    与东部沿海不同，京台距离碎片带和撞击区都较远，重要机关的电源和通信又有一定防护及备用措施。地震过后，京台仍然保有一定的电力、通信和行政指挥能力。

    撞击通报和酸雨预报触发了当地原有的战备与应急预案。

    交通、油库、粮库、医院和电台相继转入应急管制，部分城区实施封控和宵禁，车辆被征用。城市开始将有限的运力和物资集中到转移任务上。

    转移名单优先列入儿童、关键岗位人员和其家属。

    粮食、药品、燃油、档案备份、工业母机和备件，沿陆路向北方高地和保州一带转移。

    保州承担了京台周边人口的收容、生产和劳务分流任务。一部分行政及武装人员随迁，负责维持接收地的秩序；另一部分人员则留在京台，继续值守、封存仓库和维护道路。

    转移安排有先后，车辆也有固定的启运时间，错过之后未必还能找到下一辆车。

    有些人只能自己想办法北上，在道路和通信都不可靠的情况下寻找家人。

    约一周后，黑雨落到了京台。成建制的转移随即停止。

    此后离城的人，大多是此前滞留的人员、零散逃难者，以及已经离开又因其他原因返回的人。

    原本还能依靠组织安排完成的撤离，逐渐变成了个人寻找路线、交通工具和落脚点的逃亡。

    三、黑雨与孢子

    黑雨在撞击后很快出现。

    它的正式名称是持续性酸性沉降，民间一律称为黑雨。

    降雨中混有火山灰、海底沉积盐、撞击带入大气的物质、蒸汽、化工污染物和真菌孢子。由于各地环境和降雨过程不同，每一场黑雨的具体成分并不完全相同。

    最初三年，黑雨的酸度最高。雨水落在皮肤上，会产生明显的刺痛。

    灾后最初几周，部分地区仍能依靠发电机印刷报纸。那些报纸的版面上，陆续刊出海外多地降下灰雪、一些国家中部农田大面积冻毁、多个国家粮食储备告急的消息。

    这些消息无法得到持续核实。

    电网和卫星失效后，境外信息来源迅速减少。幸存者只能依靠零星的短波广播，以及偶尔从船上带来的说法，拼凑外界的情况。消息往往互相矛盾，真假也难以分辨。

    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阳光的变化。

    夏末开始，日照明显减弱，气温也逐渐偏离往年的节律。黑雨落下后不久，各地又出现了另一种更难以控制的灾害。

    孢子感染开始蔓延。

    孢子可以经伤口进入人体。雨衣开缝、伤口沾过黑雨的人，常常先在手腕、脖颈等部位出现红疹，随后在两三天内高烧，接着开始说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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