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握着话筒，窗外的灰霾渐渐染上暮色。

    “结果呢？”他问。

    梁启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说：“陈默，我这边有个项目。上市公司是做实业的，老板我认识二十年，这一轮跌下来股价腰斩，但基本面没坏。我们联手做一波反弹，他出市值管理需求，我出资金渠道和人脉，你出研究和市场影响力。三个月，30%收益，年底排名能拉回来。”

    他没有问“做不做”。

    他只是说完，然后等待。

    陈默看着窗外。暮色已经完全沉下来了，对面写字楼的灯光显得更亮，深南大道的车河也更密集。晚高峰了，无数人正在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向地铁站、公交站、停车场，涌向那些亮着暖黄色灯光的家。

    他想起1997年第一次在深圳见到梁启明。

    那时他刚下渡轮，行李箱轮子在上海的旧弄堂里磨坏了一只，拖起来嘎吱嘎吱响。他站在电子科技大厦楼下，仰头看着37层的玻璃幕墙，阳光太烈，晃得他睁不开眼。

    梁启明从大堂里走出来，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身后跟着两个拎公文包的年轻人。他经过陈默身边时扫了一眼——不是看人，是看那只坏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

    就那一眼。

    然后他脚步没停，径直走向门口那辆黑色的奔驰。

    后来老陆打电话来说，启明的人事部通知你下周面试。陈默问，为什么是他们主动联系我？老陆说，梁启明记住了你的行李箱。

    那时陈默不懂。

    后来他懂了。

    梁启明记住的不是行李箱，是那只破旧行李箱上绑着的一本《证券分析》。

    他在上海见过太多带着这本书闯深圳的年轻人。有些留下了，有些走了，有些赚到了钱，有些赔光了本钱。但梁启明从不让任何人看出来他记得谁。

    那是旧时代的生存法则：不暴底牌，不表露情绪，不承认任何可能成为软肋的连接。

    七年后的今天，梁启明给他打这通电话。

    陈默开口了。

    “梁总，我不能做。”

    电话那头没有立刻回应。只有很轻的呼吸声。

    “理由。”梁启明说。

    “我没有抄底的勇气。”陈默说。

    他顿了顿。

    “只有等待的耐心。”

    沉默。

    然后是梁启明的笑声。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一种奇怪的、卸下重担般的笑。

    “你还是这样。”他说，“七年前我请你做联合坐庄，你说个人能力与风格不符。三年前股改找你合作，你提三条原则，一票否决权、操作独立性、信息防火墙。今天市场跌成这样，你手里握着全行业最高的现金比例，你还是说不能做。”

    “陈默，你知不知道，你这种人——在圈子里有多招人恨？”

    陈默没有说话。

    “可是。”梁启明停顿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长得像是把七年的岁月都斟进了这几秒的空白里，“招人恨，也招人敬。”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叹息。

    “我年轻时候也像你这样。”梁启明说，“1993年，我还在君安做研究员，发现一只股票明显低估，写了几十页报告，跑去跟老板说应该重仓买入。老板问我，你和上市公司有什么关系？我说没有。老板又问，你能发动多少资金跟盘？我说不知道。老板说，那你凭什么认为价格会涨？”

    “我说，因为它便宜。”

    梁启明顿了顿。

    “老板笑了，把报告还给我，说，小梁，这个市场不缺便宜货，缺的是能让便宜货变贵的人。”

    陈默握着话筒，没有说话。

    窗外已经完全黑了。深南大道的路灯连成一条金色的线，向西延伸，看不见尽头。

    “后来我不再做研究员了。”梁启明说，“我开始学怎么做那个‘让便宜货变贵的人’。学怎么和上市公司沟通，怎么协调各路资金，怎么在合适的时候释放合适的消息。学得很快，做得也很好。1996到2000年，启明资本是深圳私募圈跑得最快的团队之一。”

    “那几年我觉得老板是对的。这个市场确实不缺便宜货，缺的是操盘手。”

    他停顿了一下。

    “可是陈默，你知道吗——这几年我有时候会梦见1993年那个写了四十页报告、跑去跟老板说‘因为它便宜’的年轻人。”

    “梦里他问我，梁总，那四十页报告，您还留着吗？”

    陈默没有问“留着吗”。

    他只是听着。

    “我找不到了。”梁启明说，“搬了太多次办公室，丢过两次仓库，电脑换了七八台。那些纸早就不知道散到哪里去了。”

    “但我还记得最后一行写的是什么。”

    他顿了顿。

    “‘本报告建议买入区间为6.5元至7.2元，目标价12元，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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