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繁重，生活贫困。

    杜阿尔特作为印度事务总监，被要求处理危机。他在王室委员会上提出改革方案：提高葡萄牙水手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建立伤亡抚恤制度，限制外来水手比例。

    但遭到强烈反对。商人和船主们抗议：“这会增加成本，降低利润！”

    银行家警告：“如果利润率下降，贷款可能中断。”

    甚至一些贵族也说：“工人应该感恩有工作，而不是要求更多。”

    争论持续数周。最后国王妥协：接受部分改革，但幅度远小于杜阿尔特提议的。

    “这是政治现实，”阿方索五世私下对杜阿尔特说，“我们需要商人的支持，需要银行的贷款。没有他们，印度贸易无法维持。”

    “但没有水手的技能和勇气，印度贸易也无法维持，”杜阿尔特反驳，“陛下，我们在用人的生命换取财富，却不愿公平回报他们。”

    国王的表情变得不悦。“你在质疑我的决定？”

    “我在提醒一个原则：国家不应该只服务于富人的利益。”

    “国家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国王冷冷地说，“而目前，国家的利益是通过印度贸易积累财富，增强实力。葡萄牙不能永远是小国，杜阿尔特。我们需要军队，需要舰队，需要影响力。这些都需要钱。”

    对话结束后，杜阿尔特感到彻底的孤独。他意识到，自己试图从内部改变系统的努力基本失败了。权力逻辑压倒了一切：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短期利益压倒长期可持续性，少数人的财富压倒多数人的福祉。

    那天晚上，里斯本下起了雨。杜阿尔特没有乘车，步行穿过城市。他走过新建的豪宅区，窗户里灯火通明，宴会音乐飘出；走过码头区的贫民窟，那里黑暗潮湿，孩子们赤脚在泥泞中奔跑。

    两个葡萄牙，在一个城市里，被无形的墙分隔。

    回到家，贝亚特里斯坦在书房等他，桌上放着热茶。“我听说委员会的结果了。”

    “我失败了。”

    “但你尝试了，”贝亚特里斯握住他的手，“而且你让那些人不得不公开反对改善工人待遇。这在舆论中会留下印记。”

    “舆论？”杜阿尔特苦笑，“谁在乎舆论？富人有财富，穷人有不满，但权力在中间，只在乎平衡。”

    贝亚特里斯坦沉默片刻，然后说：“今天收到萨格里什的信。若昂在航海学校的星象比赛中得了第一。菲利佩和伊莎贝尔……他们决定结婚了。简单的仪式，就在萨格里什小教堂。”

    好消息，但在这个夜晚，感觉遥远而不真实。杜阿尔特想起父亲，想起恩里克王子，想起那些最初的日子——那时航海是梦想，是探索，是连接世界的渴望。现在，它主要是生意，是利润计算，是权力游戏。

    “我想辞职，”他突然说，“回萨格里什，教书，写回忆录，培养下一代真正的航海家。”

    “如果你现在辞职，他们会说你是因为改革失败而赌气退出，”贝亚特里斯坦理智地说，“而且接替你的会是完全信奉利润至上的人。至少现在，你还能在关键决策上施加一些影响。”

    “微乎其微的影响。”

    “但总比没有好。”

    争论又回到原点。两人都累了，不仅是身体的疲惫，更是灵魂的疲惫。

    窗外，雨停了，里斯本的灯火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倒映。这座城市从未如此富有，也从未如此分裂。

    杜阿尔特想起在印度看到的那些古老文明。它们曾经辉煌，然后衰落。衰落的原因往往不是外敌入侵，而是内部腐蚀：贪婪、不公、遗忘初心。

    葡萄牙会走上同样的路吗？在到达巅峰时，开始下滑？

    他没有答案。只有沉重的问题，和越来越少的希望。

    六、萨格里什的婚礼与警告

    1470年春天，伊莎贝尔和菲利佩在萨格里什小教堂结婚。仪式简单温馨，只有家人、朋友和航海学校的同事参加。伊莎贝尔三十五岁，菲利佩五十二岁——迟到的结合，但因此更加珍贵。

    杜阿尔特和贝亚特里斯坦从里斯本赶来。若昂十三岁，已经是个有自己想法的少年，坚持要留在萨格里什继续学习，而不是随父母回里斯本。

    “我想成为航海家，”男孩说，“但不是为了财富，而是为了知识。像爷爷那样，像菲利佩叔叔那样。”

    婚礼上，莱拉七十五岁，坐着轮椅参加。她的眼睛几乎失明，但听力依旧敏锐。当神父宣布菲利佩和伊莎贝尔结为夫妻时，她流下了眼泪。

    “贡萨洛会高兴的，”她对杜阿尔特说，“他知道菲利佩会成为家庭的一部分。那个从风暴中救下的男孩，现在成了我们的家人。”

    仪式后的庆祝在航海学校的庭院举行。月光，海风，简单的食物，真诚的祝福。与里斯本的奢华宴会相比，这里朴素得多，也真实得多。

    菲利佩在祝酒时说：“我和伊莎贝尔决定不要孩子。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而是因为我们想把精力和爱给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