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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的冬雨一下就是半个月。

    济南路那排老樟树被淋得发黑，枝桠低垂，像一排被抽去脊梁的囚犯。军情局第三处直属看守所就藏在樟树后面，灰墙、铁窗、屋檐下挂着两盏不常亮的汽灯。夜里十点过后，整条街只剩雨声和远处警备司令部的换岗口令。

    林默涵把领子竖起来，拐进巷口那家卖面茶的摊子。

    摊子是空的。老板早被苏曼卿生前打点过，每逢单号夜里歇业，灶台底下留着一块松动的地砖。他掀开砖，取出里面用油纸包好的三样东西：半包“老刀”牌香烟、一瓶没开封的“白兰地”、一支笔杆被掏空的自来水笔。

    笔杆里卷着一小截米色胶卷——那是他昨夜在台中“青松”住处，凭记忆复写出的“台风计划”调整方案：金门海域敌舰集结时间、舰队代号、补给船次、无线电静默时段。七十一项数据，他闭着眼都能背出来，但胶卷比脑子安全。脑子会困、会疼、会在梦见女儿的时候走神。

    他把胶卷塞进西装内袋，顺手把白兰地塞进腋下，香烟揣进裤兜。

    今天要送的，不是大陆。

    是隔墙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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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守所地下二层，第三审讯室。

    日光灯嗡嗡响，陈明月坐在铁椅上，手腕被皮扣勒出两道紫痕。她左边的颧骨肿着，嘴角的血已经干了，结成一条褐色的细线。

    魏正宏坐在对面，手里翻一份笔录，桌上摆着一杯凉透的龙井。

    “陈小姐，”他语气像在谈一笔生意，“你只要告诉我，沈墨——也就是林默涵，上次离开高雄时，把发报机藏在哪艘船的哪个货柜。你说了，今晚就能从这儿出去，我派人送你去香港。”

    陈明月抬起眼。

    她脸上没有恨，也没有惧，只有一种让魏正宏隐隐烦躁的平静。

    “魏处长，”她说，声音哑得像砂纸刮过木板，“你办公室挂的那幅字，‘宁可错杀三千’，我倒想问你一句——你杀的这三千里面，有几个是真心想让老百姓吃饱饭的？”

    魏正宏手指一顿。

    “砰”的一声，茶杯被他捏在掌心，瓷片扎进肉里，血顺着指缝滴在笔录上。他没吭声，只拿手帕慢慢擦。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他站起来，走到墙角那架“滴水刑”的铁架旁，拧开龙头。水滴砸在铁皮盆里，每一声都像敲在太阳穴上。“从今晚开始，每过一小时，我让人往你额头上滴一滴冰水。人到极限时说的真话，比鞭子抽出来的多。”

    陈明月笑了笑。

    她笑起来的样子，和林默涵第一次在盐埕区公寓见她时一模一样——外柔内刚，像海边礁石，潮水怎么打都不碎。

    “那你滴吧。”她说，“不过魏处长，我也有句话送你。你哥当年死在孟良崮，你恨地下党。可你有没有想过，他要是活到今天，看见你用滴水刑折腾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他会不会先给你一耳光？”

    魏正宏的背僵了一瞬。

    这件事他没在任何人面前提过。他兄长魏正德，1947年莱芜战役被俘后投共，1948年死在支前民工队里。他恨的不是某一个军人，是那场把他家拆散的战争。可陈明月怎么知道？

    ——因为林默涵知道。林默涵的档案里有一页，是他潜伏前组织给的“目标人物软肋清单”。

    “把她带下去。”魏正宏背对着她，声音忽然很累，“明天继续。”

    两个女看守架起陈明月往外走。经过走廊时，她看见铁窗外面有雨丝斜进来，忽然轻轻哼了一句歌。

    不是军歌，是闽南语民谣《雨夜花》。

    隔着两道墙，巷子里的林默涵听见了。

    他耳朵贴在一根偷接的铅皮管上——那是苏曼卿当年布置交通站时留下的老路子，一端藏在面茶摊灶膛，另一端接在看守所下水道的透气孔。民谣的调子一出来，他闭了闭眼。

    “她还活着。”他低声说。

    灵珠子不在身边，江一苇也不在。此刻台北城里，能信的只剩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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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一点，魏正宏回办公室。

    他今晚会失眠，林默涵比他自己更清楚。自从“海燕”通缉令发出后，这位少将处长每晚要靠三片阿米妥才能睡满四个小时。而阿米妥，放在他右手边第二个抽屉，铁盒上贴着“维他命”标签。

    林默涵进不去办公楼，但他不需要进去。

    他蹲在办公楼后巷的垃圾台旁边，看着二楼那扇半开的窗。窗里的人影把药片倒在掌心，又倒回瓶子，倒了三次，最后还是吞下去。

    灯熄了。

    林默涵从怀里摸出那支掏空的自来水笔，拧开笔帽，把胶卷抽出来，再拧上一粒极小的铅坠。然后他脱下皮鞋，袜底藏着一根细鱼线——那是他当年在高雄港跟老渔夫学的土办法。

    鱼线一头绑笔，一头绑在垃圾台生锈的铁钩上。他退到墙根，拉动鱼线，笔身划出一道低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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