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2日凌晨三点零九分，台北下起了雨。

    不是那种缠绵的梅雨，是带着寒气的冬雨，一粒一粒砸在明星咖啡馆的铁皮雨搭上，声音又脆又密，像有人在屋顶上撒了一把沙子。

    林默涵趴在后巷的排水沟里。

    排水沟不深，刚没过他的胸口。沟里的水是黑色的，带着一股阴沟特有的腐臭味，混杂着上游漂下来的菜叶和纸屑。他的左肩伤口泡在水里，像被人拿钝刀一下一下地锉。他咬着牙，把脸贴在一块凸出水面的砖头上，只露出眼睛和鼻尖。

    巷子两头都没有人。

    魏正宏的黑色轿车十分钟前从前面街角拐出去了，车尾灯的红光在雨幕里拖了两条长长的尾巴，像两道没愈合的伤口。

    林默涵等了三分钟。

    他数过。从一数到一百八十，用的是发报的节奏——嘀嗒，嘀嗒，每一声代表一秒。这是他在潜伏初期养成的习惯，用摩斯码的速度来计时，比看表准，比数羊管用。

    巷子里静下来之后，他才慢慢把身体从排水沟里撑起来。水顺着他的衣服往下淌，在地上积成一小摊。他扶着墙，站起来的时候左腿抽筋了——在冷水里泡了太久，小腿肌肉硬得像一块石头。他单腿跳了两下，用手掌使劲拍了几下小腿肚，肌肉才慢慢松开。

    他靠在墙上喘气。

    墙是红砖墙，砖缝里长着青苔，摸上去滑腻腻的。他闭上眼睛，把额头贴在冰冷的砖面上，让雨打在他的脸上。雨水顺着他的眉骨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但他不想擦。他需要这点疼。疼能让他清醒。

    刚才在地下室里，他听见了苏曼卿和魏正宏的每一句话。

    每一句。

    魏正宏提到“雨前龙井“的时候，他的手指在黑暗中攥紧了。不是因为害怕——他潜伏三年，早就过了害怕的阶段——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魏正宏不是在查他，魏正宏是在围他。

    查，是漫无目的。围，是已经有了方向。

    一个军情局第三处的少将处长，亲自跑到一家咖啡馆，跟一个寡妇聊了二十分钟，聊的内容从咖啡豆的产地扯到她死去的丈夫，再扯到一个已经“失踪“的福建商人——这不是闲聊。这是试探。魏正宏在用闲聊的外壳，一颗一颗地把钉子钉进苏曼卿的防线里。

    如果苏曼卿有一丝一毫的破绽，那些钉子就会连成一条线，指向地下室，指向他。

    林默涵睁开眼睛。

    雨还在下。巷子尽头的路灯坏了一盏，另一盏半死不活地闪着，光线是橘黄色的，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像打翻了一碗蛋花汤。他看了一眼那盏灯，忽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秋天，他和苏曼卿在这条巷子里碰过一次头。那天也是雨夜，她刚从“老渔夫“那里拿到一批新的空白身份证，需要他确认上面的钢印有没有问题。他们在巷子中间碰面，她把证件夹在一张《中央日报》里递给他，他借着路灯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这盏灯太亮了，下次换个地方。“

    苏曼卿当时笑了笑，说：“这盏灯亮了六年了，从来没人觉得它亮。“

    六年。

    这盏路灯从她丈夫老周活着的时候就在那儿。老周每次从基隆港回来，半夜经过这条巷子，都是这盏灯给他照路。后来老周死了，灯没死。它照过苏曼卿穿着孝服去认尸，照过她一个人把咖啡馆的招牌重新刷了一遍，照过她抱着三岁的儿子在后巷里洗尿布。

    现在它照着林默涵。

    一个浑身湿透、左肩流血、藏在排水沟里的共谍。

    林默涵从墙上直起身来，往前走了两步。他的鞋底在湿滑的石板上打了个滑，差点摔倒，他伸手撑住墙，指甲在砖面上刮出一道白印。

    他得走了。

    魏正宏说了“我会再来“。这句话不是威胁，是通知。他下次来，不会是一个人喝咖啡聊天，他会带人，会封店，会搜每一个抽屉、每一面墙、每一块地板。

    林默涵必须在他来之前离开。

    但他不能走得太急。

    他回头看了一眼咖啡馆的后门。后门上方的雨搭上挂着一只铁皮漏斗，雨水打在漏斗里，发出闷闷的咚咚声。后门的门板上有一道裂缝，裂缝里透出一线光——是苏曼卿留的。

    那盏灯。

    不是路灯，是她留在后门里面的那盏五瓦的小夜灯。她每次打烊之后都会开着它，放在后门旁边的矮柜上。她说这是给老周留的，老周活着的时候走夜路，最怕黑。

    林默涵知道那盏灯的真实用途。

    如果灯亮着，说明后门安全，可以走。如果灯灭了，说明后门已经被盯上了。

    灯亮着。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往巷子深处走。

    走了五步，他停下来。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盏灯。橘黄色的光从裂缝里漏出来，细细的一条，在雨水中微微晃动，像一根被风吹歪的蜡烛。

    他想起了陈明月。

    陈明月在基隆医院被捕那天，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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