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贝是搭运布匹的货船到的上海。

    船老大姓周，五十来岁，在江南水乡跑了大半辈子船，脸上的皱纹像河底的淤泥，一道一道的。货船从青浦出发，顺着黄浦江支流往下走，两岸的稻田渐渐变成厂房，厂房又变成密密麻麻的楼房。贝贝站在船头，一只手攥着包袱，一只手扶着船舷，江风把她额前的碎发吹得乱七八糟。

    周老大从船舱里探出头，冲她喊：“丫头！再有两个时辰就到十六铺码头了！你那个包袱里到底装的什么？从昨天到现在就没松过手！”

    贝贝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蓝布包袱。包袱不大，裹得严严实实，里面是两件东西——一件是她花了三个月绣的《水乡晨雾》绣品，另一件是用油纸包了三层的那半块玉佩。玉佩的事她谁也没告诉，连养父母都不知道她贴身带着。

    “没什么，几件换洗衣裳。”她朝周老大回了一嗓子。

    周老大“嘁”了一声，缩回船舱。

    江面上的风更大了。贝贝把包袱往怀里紧了紧，深吸一口气。水腥气、柴油味、远处岸上飘来的煤烟味，混在一起，灌进鼻子里，呛得她咳嗽了两声。水乡的空气是甜的，至少她从小闻惯了的那种——河水的清甜、菱角的清香、晒在竹竿上的鱼干的咸鲜。这里的空气不甜，咸得发苦，像有人往黄浦江里倒了一整罐盐。

    可她不后悔来。

    三个月前，养父莫老憨被黄老虎的人打成重伤，躺在渔棚的木板床上，咳一口血喘三口气。镇上的郎中来看过，说肋骨断了三根，内腑受了损，得去大地方的医院治。莫老憨听了，摆了摆手，说“花那个冤枉钱做什么”，然后转过头去，面朝墙壁，不说话了。

    贝贝在渔棚外面蹲了一整夜。那天夜里没有月亮，河面上黑漆漆的，只有远处镇上的灯火远远地亮着。她蹲在石阶上，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养母出来找她，手里端着一碗冷粥。她接过粥，没喝，放在脚边。养母坐在她旁边，也没说话，只是把手放在她背上，轻轻地拍。

    第二天早上，贝贝把粥热了热，端到莫老憨床前。莫老憨不肯喝，她就跪在床前，举着碗，一动不动。跪了两个时辰，莫老憨终于叹了口气，把粥喝了。

    “阿贝，爹拖累你了。”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

    贝贝把碗放下，握住他粗糙的手。

    “爹，我去上海。我绣的东西能卖钱，我去找活路。”

    莫老憨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只化作一声叹息。

    三天后，贝贝带着两件换洗衣裳、一卷绣线、三根绣针和那半块玉佩，搭上了周老大的货船。

    货船在十六铺码头靠岸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夕阳把黄浦江染成金红色，江面上来往的船只拖着长长的尾浪。码头上人声鼎沸，挑夫扛着麻袋在跳板上穿梭，小贩推着板车叫卖茶叶蛋和五香豆，穿旗袍的女人撑着阳伞站在岸边等人，几个穿短打的汉子蹲在石阶上抽烟。贝贝从跳板上走下来，脚踩在坚硬的水泥码头上，膝盖微微打了个颤——船坐久了，腿是软的。

    她站在码头上，仰头看着眼前的上海。比她想象的高，比她想象的密，比她想象的吵。高楼一栋挨着一栋，霓虹灯一盏叠着一盏，人像蚂蚁一样在楼与楼之间的缝隙里爬来爬去。她觉得头晕，把包袱抱紧了些，低着头往岸上走。

    没走几步，就被人撞了一下。一个穿灰布衫的男人从她身边挤过去，手肘撞在她胳膊上，力道不大，可她手里攥着的包袱被带了一下，差点脱手。她下意识伸手去抓，抓住了包袱角，那男人已经混进了人群，不见了。

    贝贝站在人流里，心口突突地跳。她低头检查包袱，布结松了一根，里面的东西还在。她松了口气，把包袱重新系紧，抱在胸前。

    “小姑娘，第一次来上海吧？”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贝贝转头。码头的石阶上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用一根木簪绾着，脚边放着一个竹篮，篮子里是几把扎好的栀子花。女人冲她笑了笑，露出一颗金牙。

    “看你这东张西望的样子就知道了。上海滩乱得很，你一个小姑娘，抱着个包袱站在码头上，跟举着灯笼告诉扒手‘来偷我’一样。”

    贝贝抿了抿嘴，没接话。

    女人也不在意，自顾自地说：“找地方住？我知道一家客栈，便宜，干净，老板娘人也好。就在十六铺后面的小东门，走两步就到。一晚上两毛钱，包早饭。”

    两毛钱。贝贝摸了摸口袋，里面是她攒了大半年的积蓄——三块四毛钱，用一块蓝布包着，缝在内兜里。她咬了咬牙。

    “带我去看看。”

    客栈在小东门一条窄巷的深处，门脸不大，挂着一块褪色的木招牌，上面写着“平安客栈”四个字。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姓周，说话嗓门大，笑起来满脸肉往两边堆。她带着贝贝看了房间——二楼靠里的一间小屋，一张窄床，一张木桌，一把椅子，窗户朝北，推开能看见隔壁的屋瓦和远处的一线天光。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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