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是粗布的，洗得发白，但干净。

    “住多久？”周老板娘问。

    “先住三天。”

    “六毛。押金一毛。一共七毛。”

    贝贝从内兜里掏出蓝布包，数了七毛钱出来。周老板娘收了钱，在柜台上的本子里记了一笔，递给她一把铜钥匙。

    “吃饭的话，楼下有灶，自己烧。柴火钱另算，一天五分。水随便用。”

    贝贝点点头，上了楼。她把门关上，插好门闩，在床边坐下来。包袱放在膝盖上，她一层一层解开，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两件换洗衣裳，一件是蓝布褂子，一件是碎花衬衫，都是养母给她做的。一卷绣线，红黄蓝绿白，五色俱全。三根绣针，用一小块油纸包着，针尖朝下插在纸包里。最后是那个油纸包，她捏了捏，里面硬邦邦的，是玉佩的轮廓。

    她把油纸包拿起来，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她拿起那卷绣线，解开线头，穿了一根针。针尖在灯下亮了一下，像一滴水。

    她坐在床边，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最后一点天光，开始绣。绣的是水乡的菱角。两片菱角叶，一片深绿，一片浅绿，交错着铺在水面上。针脚细密，每一针都压着前一针的尾巴，看不出接缝。她绣得很慢，但很稳。手指在布面上翻飞，像是在弹一首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曲子。

    绣到第三片菱叶的时候，天彻底黑了。她放下绣活，摸了摸枕头底下。油纸包还在。她把被子展开，铺好，躺下来。床板很硬，枕头是荞麦壳的，硌得慌。窗外的上海还在响——汽车喇叭声、黄包车的铃声、远处码头的汽笛声、楼上楼下住户的说话声——所有的声音搅在一起，像一锅煮不开的粥。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养父躺在病床上咳血的画面又浮上来。她闭着眼，攥紧了被角。

    第二天一早，贝贝抱着包袱出了门。

    她昨晚在客栈楼下烧水的时候，跟周老板娘打听了。上海有几家绣坊，最大的在城隍庙附近，叫“锦云坊”，听说常年招绣娘。周老板娘说，锦云坊的活计不好做，老板娘姓沈，是个寡妇，四十来岁，出了名的眼毒手狠。绣活不好的，她看一眼就打发走，连工钱都不给。但工钱给得高，做得好的一月能挣十来块。

    贝贝找了一上午，问了七八个人，拐了十几条巷子，终于找到了锦云坊。门脸不小，三间开面，黑漆大门，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写着“锦云坊”三个金字。门半开着，里面传来织机的吱呀声和女人们说话的声音。

    贝贝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院子里摆着七八架织机，十几个女人坐在织机前忙碌。院子里拉了几根竹竿，上面晾着刚染好的丝线，红红绿绿地垂下来，像一道一道的彩虹。一个穿青布衫的中年女人站在院子中央，手里拿着一根竹尺，正在量一匹缎子的幅宽。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找谁？”

    贝贝走过去，把包袱放在旁边的石凳上，解开，取出那幅《水乡晨雾》。她双手捧着，递到中年女人面前。

    “我来找活干。这是我绣的。”

    中年女人接过绣品，只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就变了。她把竹尺往腋下一夹，双手展开绣品，凑近了看。看了正面看反面，看了针脚看配色，看了足足三分钟。然后她抬起头，重新打量贝贝。

    “你叫什么？”

    “阿贝。”

    “多大了？”

    “十七。”

    “谁教的？”

    “我娘。还有我自己琢磨的。”

    中年女人——沈老板娘——把绣品折好，递还给贝贝。她转身朝院子里喊了一嗓子：“阿秀！把东边那架空机子收拾出来！”

    然后她回过头，看着贝贝。

    “管吃管住，一个月五块。做得好再加。今天就开始。”

    贝贝愣了一瞬。她以为要费很多口舌，要被人刁难，要低声下气求人。可沈老板娘什么都没问，连试工都没试。

    “你就这么让我留下了？”

    沈老板娘哼了一声：“你这幅绣品，针法是水乡的路子，但配色比水乡的大胆。这片晨雾用的不是灰色，是淡紫掺了银线。这种配法，整个上海滩找不出三个人会。我不留你留谁？”

    贝贝把绣品收好，重新包进包袱里。她朝沈老板娘鞠了一躬。

    “谢谢沈老板。”

    “别谢我。活儿干不好，照样赶你走。”沈老板娘把竹尺从腋下抽出来，朝东边角落指了指，“那架机子，从今天起是你的。先去把手洗了，指甲剪了。绣娘的手不能有倒刺，会勾丝。”

    贝贝走到东边角落，在水盆里洗了手。冰凉的水冲过指尖，她把指甲挨个检查了一遍，咬掉了一根倒刺。然后她坐到织机前，拿起梭子，试了试手感。梭子比她平时用的沉一些，但纹路熟悉。她穿好线，开始织。

    第一梭，稳。第二梭，平。第三梭，快。

    沈老板娘站在她身后看了半分钟，没说话，转身走了。走到院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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