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下午，林凡坐在笑笑集团总部的会议室里，面前摊着中育集团最新发来的合作框架草案。

    八页纸。字间距很密，条款很细，有些地方用红笔标注了修改意见——是陈浩的字，他现在的头衔是“教育板块副总裁”，管着从课程研发到师资培训的一整条业务线。但字还和刚毕业时一样丑，每一个捺都拖得太长，像拖着一条尾巴。

    “中育的转型方案执行得比我们预计的快。”陈浩站在白板前，用记号笔在时间轴上画圈，“三个月，三座城市，五个产教融合基地，培训学员一千二百人。学员满意度百分之九十四。企业订单班签约率百分之八十七——也就是说，这些人还没毕业，已经被工厂预定了。”

    “问题呢？”林凡问。

    “两个。”陈浩在“师资”两个字下面画了三条横线，力道大得把白板压出了凹陷，“第一，能教电工的老师越来越少。现有的这批老工程师都是周明远用私人关系请来的，平均年龄五十三岁。年轻人不愿意干——钱少，事多，不如去教考研数学。”

    “第二，”他在“课程”上画了一个叉，“我们的课程设计方**虽然好用，但它毕竟是基于你那个‘超前理念’的框架——项目制学习、跨学科整合、软技能培养。这些东西在笑笑实验学校跑得很好，放到农民工培训里需要大量本土化改造。但我们的人手不够。”

    林凡把合作草案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页手写的信，是周明远的字。信很短，只有七行，每个字都向右倾斜，像被风吹过的稻田：

    “林先生：

    基地开了三个，学员一千二，评价还行。但我知道这还不够。中国有两点八亿农民工，我这点培训量连零头都不算。

    但我发现一件事：以前办培训班，最怕没人报名。现在怕的是另一种东西——怕他们报不起。一个电工证考下来，培训费加考试费要两千八。两千八是什么概念？一个电子厂普工两个月的工资。

    我在想，能不能把培训费降到零？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预付一部分，中育自己贴一部分。但这样，中育的财务报表会很难看。董事们不会同意的。

    但我又想——你当年在腾冲把药方开源的时候，也没考虑过财务报表。

    所以我想试试。

    周明远。”

    林凡把信折好，放回文件夹里。他转头看窗外，笑笑实验学校的操场在马路对面清晰可见。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在枝头挂着，被十二月的冷风吹得簌簌发抖。树下有几个孩子在扫地——是三年级的劳动课。他们用竹扫帚把落叶拢成一堆，然后一个小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把叶子一把一把往里塞。

    “他在偷学校的树叶。”陈浩也看到了。

    “不是偷。是捡。”林凡纠正他，“每年秋天笑笑都会把银杏叶晒干做成书签，新年义卖的时候卖。一片叶子五毛钱，义卖款捐给新苗学校买体育器材。”

    陈浩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换了个话题：“旭化成那边有动静吗？”

    林凡收回目光。三个月前，旭化成制药海外事业部部长田中隆一在杭城待了四天。第一天，他去了笑笑实验学校——不是参观，而是以“家长”身份旁听了一节美术课和一节体育课。那节美术课的内容是画树，体育课的内容是跳绳。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西装革履，面前摊着一本从传达室借来的听课记录本，一个字都没写。

    第二天，他通过恒达地产的法务约了林凡见面。林凡没有去。他派了苏瑾瑜。

    第三天，他去了腾冲。在烈士墓园站了四十分钟，看着林守拙的墓碑和旁边那块新立的大理石碑——“守拙一号”神经修复药物临床三期入组患者致谢碑。碑上刻着两百个名字，第二个名字是苏晚晴。

    第四天，他飞回东京。临行前在萧山机场寄了一封信到笑笑集团，收件人写的是苏晚晴。信里只有一张照片——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窗外能看见一株银杏树，树下有长椅。照片背面写了一行中文：“苏女士，如果您需要更好的医疗条件，这间病房随时为您保留。”信的落款不是旭化成制药，而是“田中隆一 谨上”。

    苏晚晴看完信，把照片翻过来，正面朝上放在茶几上。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对林凡说：“这棵树没有笑笑的画好看。”

    林凡把信装回信封，交给陈铮。陈铮用国安内部渠道做了全套溯源：信封、信纸、照片、邮票、寄件地址——全部干净，没有指纹，没有DNA，没有任何可以追踪的证据。那间病房也确有其事，是旭化成和东大医学部合作的临床研究项目，专门接收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国际患者，一切手续合法合规。

    “他在织网。”陈铮说，“这个田中，和他以前的对手都不一样。他不出拳，只铺路。一条一条铺，铺到你脚底下。等你发现脚下全是他的路的时候，你已经走到他的地盘上了。”

    从那以后，三个月，旭化成没有任何动静。

    没有电话，没有邮件，没有新的收购要约。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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