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叮当”。一遇到谁把流水线上的小机器弄坏了，那就更不得了了，他一边修理，一边数落得你抬不起头来。被他责备的工人，当面不敢响，背后也骂他，叫他“李浪荡”。可他每天总是会比大家晚走半小时，别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还要多“晃荡”一会儿。

    文章中间还讲了他的几个故事，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有趣的就是，他所在的车间从来不出大问题，产品指标完成得又快又好。可评起先进来，谁会想得到他，这么个“浪荡鬼”有什么贡献？功劳都是车间主任得的，还有产品开发的工程师得的，当然也有一线工人，快手模范。

    有一次傍晚时分，已经放工的工厂里，安安静静的……突然，他们隔壁一个车间出了大事情，电线短路，发生了火灾的灾情。还好门卫报警及时，加上那个车间的电工就住在工厂隔壁的宿舍里，第一时间赶过来，及时掐断了总电路，避免了更大的灾难。事后，那个电工被表扬了，发现起火的门卫被表扬了。

    “李叮当”说：“我几次叫他晚一点走，要检查一遍车间里的机器设备，保证所有电路开关都关了再走，他就是不听，看看，出事了吧？！”

    后来，平常的日子平常过，“李叮当”还是“李叮当”。

    我写的分析里，除了提到可以一眼就看出来的那个“曲突徙薪无恩泽，燋头烂额为上客”的提示外，其实还有一个是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创作思路的转折点，也就是不再提倡只写“高大上”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了，而是开始写“中间人物”，即普通人了。其实普通人的故事才是大众最能接受的，现在叫“接地气”，那时候叫“群众路线”，“大众文化”。他们优秀的品德是深藏在平凡的生活里，和习惯里的。

    我们用两节课来考试，大多数人一会儿就交卷了。我写完以后正好下课铃响。高老师收了我的教案后，就对我说：“还有四个同学没有交，你帮我看一会儿。我有事走开一下。”

    语文教案各写各的，其实没有什么可以作弊的。但是，他一走，我们就开始“作弊”了。因为留下的四个人中有我的好朋友凌萍，我特地走过去看了看她的文字。我发现她没有写到“中间人物”，于是，我要她写上这个思路，她与我还辩论了几句。我声音很响地补充说明：在过去的日子里，以“八个***”为写作标准，没有“百花齐放”，创作文艺作品一个路线，都是高大或伟大的英雄形象塑造，其实，那是文学上的“自闭症”。他们留下的四个人把写“中间人物”这一点都听进去了。于是，考试分数出来，我得了82分，凌萍87分，因为她把我们的辩论也写了上去，还有那三个留到最后的人，也超过了80分，而班里其余人就都在80分以下了。

    凌萍总是问我，你是怎么会想到写“中间人物”这个思路的。我说是因为经常在周日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借书，常常顺便翻阅一些杂志，尤其是《萌芽》与《收获》，这个思路就是在杂志里得到的。

    说到图书馆，我就会想起管理图书的万老师，一个美丽动人的中年女老师。她的气质非常出众，很可能就是在书海里遨游而熏陶的。好像她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但是，她总是对人不冷不热，我起先觉得她有点不近人情，后来慢慢理解她了。

    接下来，体育老师来找我了。

    这学期的体育考试老师是七五级留校的上海人沈老师，实在地说一句，他也就是来给我们一个考试分数的。他本来主要的职责是带学校的篮球队。

    那天，我去县里当评委，他一天功夫就把我们班的考试全落实了，就差我一个。

    我对他说：“你帮我写一个及格，很省力。”

    “那不行。”他很认真。我只好跟他去了体操房。

    体操房的门关了，但是窗开着，我就从窗口爬进去，在一块有点灰尘但是厚厚的垫子上，做起体操动作来。我在里面，沈老师在外面。先一个前滚翻，加肩手倒立，再一个后滚翻，加雁式跪，最后跪跳起。这套动作适合我们，比跳鞍马要容易多了。

    我从窗口爬出来，沈老师第一句话是：“不错，到底是文艺班的。”第二句就开起了玩笑：“你马上要留校了，我可要笑话你，你在我面前翻跟头。”我不知道该笑还是不该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便又撒出一个含含糊糊的烟幕弹：“我翻跟头翻晕了。”

    接着，都是文艺班专业课的结课考试了。庄之梦老师很快考了风琴练习曲，赵侠的高分取决于他学习的能力与练习的勤奋，因为他本来并不会弹，是有一个飞跃式进步。我有点钢琴小基础，跟着小时候的闺蜜恩兰与宛章学的，所以，我已经把一本练习曲弹到了最后的两首，《萨利哈最听毛**的话》与《火车向着韶山跑》。但是，我只是跟着大家弹了前面的一首《保卫黄河》，那是简化的一小段。当然，我们班乐队的同学们个个高手，不在话下。声乐考试很有意思，庄老师把这部分归于视唱练习一起了。他一直没有考我，而是在我们要去灰埠中学实习前才突然来教室，拿了一本《战地新歌》第二辑，翻到一页他折叠的地方，要我视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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