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褒贬说辞，算得上有渊源和特定权力继承资质的，《春秋》也由此出，至于为其作注讲解的《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部衍生文，则纯属站在巨人肩膀上自称‘公旦周礼’一派的遗志继承者，有儒家在形成后出面相辅相成互吹抬高身份，抢占史官工作内容、将本当思想保持客观中立的古史官吏遗风彻底颠覆，纯属官僚集团的内部倾轧行为：即在缺乏主政参政话语权时，想方设法地通过占据日益喧嚣的民间杂议盘口，依托自身抢占的民间话语权与少许公权力，最大化勾兑出士人阶层对国政的影响力。此计之毒辣，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使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们，不自觉生出司马迁公也是儒家或儒家同路人潜意识的。

    事实上呢？作为汉朝建立半个世纪后，在汉廷与地方诸侯王修书之间，能广泛收集民间资料，汇编为一书的治史兴趣偏好人士，司马迁绝非会选择站队某家思想的非中立人员。尤其在遭受宫腐刑法后，其思想中对民间百姓和非传统力量的关注与同情，绝然不同于以充任官僚为大任、基本以忠君为首义的西汉儒家门徒那般立场偏向分明。史、儒本分两家，只是后者刻意利用官僚内部争斗优势侵蚀前者的生存空间而已。

    总而言之，儒法皆为大一统理论而生，前者更能综合地适应新时代，其主张作为周礼体制的得意门生，当然是合适的；至于后者那套明显属于‘吃饱了侧重分配问题’而生出的学说，本该惠及全体贵族共同统治国家，方便弱君、虚君甚至类似古希腊-古罗马前期那样相当多数无君主专行制时间存在的贵族共和体制建立，最终却只能变成利君王、卑贵族、制权臣、一思想的专行制统治利器，就连大家韩非子也是通过强君间接强国思路的忠实走狗。实在些说，也太侮辱出具刑书刑鼎的子产与范宣子先贤了——后辈更低微的出身，导致其思想与身为大贵族视政的前辈显得迥异得多，若是质疑吴起、卫鞅与韩非之流的法家子弟资格，又不那么合适……

    那么法家不能适应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的主张，最终惠及了哪些人呢？起码在宗室与世卿没能大得势的秦王国、秦朝来说，那些迥异于华北大平原、泾渭平原、汾水流域平原的非农耕地区，边地与山区地带特色经济地带利益，主要流入官僚集团手中，成为其弄权、晋升、逢迎君主心意的活力源泉，更不用提农耕区商贸往来限流的利益存在了——直接被收入国家财政体系甚至王室内府私库中供应王族奢靡的生活挥霍。所以专行制思想绝对不能成为中大型国家的选择。

    关于‘小大之辩’的层面，问题其实更明显，要跨越过于漫长的地理单位促进不同经济形式互惠互利，无论何种形式的策略施加，小的国家行使其策略的弊端必然小于大的国家，这种差异绝非与国家面积成倍增加那么简单，恶政往往随地理范围扩大，更偏向指数级的增长。那么在秦二世时代，本该被民众理解的戍边行为，经过法家思想武装下的官僚体系一通恶性操作后，连往行都已变成极大恐慌，造成亡国的陈胜吴广大起义，也就不那么难理解了。所谓对农民首义的历史地位肯定，是为了反对极端化的法家思想；而暴露陈胜与一干要臣行为的丑态和其它行为缺憾，则是儒家赤裸裸地在夸张缺乏自身存在情况下民间‘必然’会出现的混乱；须知，覆亡秦朝的项氏家族和最终安定天下汉高祖刘邦，其思想对因于出生楚地的原因，对道家的态度才更重一时。没有道家思想加成下的汉初修养生息，儒家那套嵌入官僚体系的学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机会推行的。

    而汉武帝时代捧起儒家，实际因为其能将先商祭司阶层与官僚集体融于一身、合教化-管理在乎一体的能力，而这项能力自然离不得争夺民间舆论的学说特长，加上长期刻意地褒贬各类社会人物给予持续定性，贴上脸谱化的标签，绝大多数民众都会被蒙蔽倒地，长醉不醒，却又以为自己还活在具备公旦遗风的美好社会环境下，实际性地迷茫着：一旦官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民众立马会在各种宣传造势中陷入不知所措的可怜境地。

    周礼究竟该被如何继承，依旧是说不清的事，而‘不服周’的自行仿用周礼、猥琐发育的大国楚，其分庭抗礼下长期衍生的各类思想，更像是如今民间百姓所亲好实践的生活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