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并论，这样在抵御蛮夷外辱一事上诸侯们首先要有意识随时呼叫周王与邻国支援，其次要依赖长期建设坚固的都城防御拖延到王军到来。这样子，诸侯的所有灾难，不再是王廷的负累，而成为新王朝大君主要挟和有效管制地方的重要砝码。游走在各个诸侯国居间谋利，成为西周一代安定三个世纪的法宝。当然，这种做法也是西周疆域始终变化不大的原因——倘若不是在关西开疆扩土充实王畿，对千里之外粮草需要在诸侯国中间接筹措的费时费力又费心军事行动，成果也不过徒增新的诸侯国，反倒头疼得很，毕竟主动找蛮夷打攻防战，对方处于主场优势时并不好惹。

    基于以上做法，周系诸侯们生活百事多向内求索，搭配整套合理合法的声色享受制度，人文主义自然会生发。数个世纪积累下来，世俗人治彻底代替祭司阶层借神传意的‘玄幻版人治’，原本在商代决然不会提及的国事争议，自然会出现在周朝。而且这种争议会因为事务复杂、地域开阔、财富更容易积聚、商贸往来无比繁荣的关东地区华北大平原的存在而一发不可收拾。争议不仅出于原先宗人富集密居的丰镐两京附近一孔，而且广泛存在于关东遵循周礼的众多邦之国中。因携复制周室的强大基因，其中大国自然有从本地域霸权搞起的自强理念，这样对某些富国-强兵思想的实践流派自然兴起：

    其中兵家自有蕴于乡党中的民间征召力量兴盛根基；法家则先出于郑、晋之流内斗强大，大贵族之间难为共和局面的弱君国家；儒家自鲁国这样依托周王室才能分享霸权红利的关东老牌诸侯国兴起，当然在意维续旧制度、秉承传承文明礼仪自居，实则立意还是落在强化官僚体制本身、摆脱鲁三桓的大贵族过度干政侵犯君权的古早思路上——在合理声色享受蔓延下层民众时，涉及淫逸的诸多可能保之护伞，便会成为官僚体系自清自洁的重要攻击方向，以至于行政官僚最后会发展成凌驾于其它官职之上的存在，而那过度瘦削、大力剔除周公等先贤强塞进官僚体系而和谐国家内部生态环境的诸多职位存在，便是法家代替儒家于泾渭流域的西周故地做到的了，所谓汉代会实行‘儒皮法骨’的治政策略，根本不需要奇怪；再说到老聃这类思想上更接近商周交际时知识分子所思所想的没落贵族，自‘自行选择仿周仪制’而飞速野蛮发展的半蛮夷楚国去往周王室寻找机会，最终不甚得志地从事了一辈子守藏吏之职，意外与周公等先贤从精神上共鸣，依靠自身所具备的楚地古道思想遗流，结合周王室书库，再度思定周礼制定背后的先哲辈高明布局，究极黄帝时代治理天下的更古之道，从泛道概念中，二度绽放作道家黄老流派，实属闲云野鹤的不甘之为。

    百家出乎道，即是如此，根源上要归因于天下治理这件大事的时代理解不同上，周初先贤制礼所相对形成的‘超稳定’模式，当然会成为对照研究新治理形式的必需品。也就是说，抛开周礼及其深远影响地谈百家，根本就是在耍流氓。正如现代社会动辄以百家对应西方某些理论成果，且不说后者超越一两千年的时代优势，衍生后者的思想母体：古罗马-古希腊文明，便相当不同于东亚实情，和谈平行借鉴？不过是商业文明雇募学者进行的欲盖弥彰式洗脑罢了。

    倒是墨家那套兼爱非攻的‘普世价值观’，搭配自成一体的墨钜权力体系，俨然一幅独立于君主集权的民间力量存在，这种名义上抵制通过血缘传承财富、权力、地位的模式，实际上资助者多离不开隐于史书的民间豪富阶层，除了按照血缘传承的各国国内政治地位没法被获得、不能避免受历次政务运动波及而有效巩固权势，他们游走在各国万域之间获得商贸差额的巨大利益，眼界广阔，勾连势力盘根错节，有足够能力蓄养私人武装，支持郁郁不得志的士人贵族，同行彼此间相互合作形成遍布天下的贸易网络控制利差，当然不喜欢蜷居在一国统治之内，更不会太过尊重法令的限制，在意一邦一国的兴衰。所谓墨家能代表的人背后，绝非俯首工作于‘变相的田地间’的手工业者利益，而是拥有手工业产业的古代企业主利益，他们形同在势的主政贵族，只是不得不间接依附后者的门庭获得庶民和士人承认其存在罢了。墨家并不憎恶王权，只是代表所处乱世中背后的支持力量，有意地去抑制包括王权在内的所有专行制的、自成一体而形成理论闭环的、霸占商贸利益大头的势力。倘若享有此种利益大头的正是民间大企业主，拉拢有名望的人、塑造周边良好的舆论环境，适度尊重缺乏明确产业所有权但拥有技术的手工业普通从业者，才是这些墨家金主的常规手段。

    对比锚定君王公卿等巨大利益纽结者游说的阴阳家和纵横家门生们，墨家人的行动动力反而是万世不竭的，阴阳与纵横两门人，反而不过为时代留给后世的遗珠，仅仅是表面上会显得弥足珍贵，实际施行中，纷乱的环境往往会阻止其痴迷者最终实现梦想，还不如投身兵家效忠某国的成效来得快捷。

    而记录和评议时代万象的权力，自官僚体系成制度性壮大后，当然存于各国史官手中，尤其腹黑的鲁国史官会倨傲认为公旦伯禽之后，有足够资格别于古朴刻板的周室记录新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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