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赵北川比我到得早。

    我到棚里的时候，他已经把面包车停在门口，从车上搬下一箱水，还有他那把贝斯。他进棚，先把水放进冰箱——棚里那台小冰箱，王哥寄的火锅底料也在那儿。然后他拿出一瓶常温的，放在调音台上。

    “嫂子那杯。”他说。

    “记着呢。”我说。

    “你排歌，我记水。”他说，“分工。”

    他调了调贝斯，说：“手感回来了。”

    “回来就好。”我说。

    我先去琴房看了一眼。绿萝的新枝，张开了。昨天还卷着，今天就张开了，小小的叶子，朝光伸着。

    “张开得挺快。”赵北川站在门口说。

    “它比我们着急。”我说。

    十点，她推门进来，背着琴盒，手里拎着一盒便利贴。她先把便利贴放在调音台上，说：“书店进了新货，顺手带了一盒。”

    赵北川在录音间里拉了一把椅子，放在正对门口的位置，说：“嫂子，第一排给你留着。”

    “这棚里也有第一排。”她说。

    “哪都有第一排。”他说。

    她没客气，坐下了。琴盒放在脚边。

    排歌。三首老歌。第一首是补全的那首——五年前断掉的地方，现在接上了。赵北川的贝斯在底下托着，像一只手。我唱到半句，看了一眼第一排。

    她在那儿。像成都老槐树底下一样，坐在第一排，听得认真。

    唱完一遍，赵北川说：“这首补上之后，比五年前好听。”

    “五年前没唱完，不算数。”我说。

    “现在算数了。”她在第一排说。

    第二首，第三首，也是旧的，没名字，谱子上只写着日期。我们对谱，调和弦，一遍一遍过。她在第一排跟着哼，哼到第三首的时候，她停了一下，说：“这首，你们以前在礼堂唱过。”

    “唱过。”我说，“那年没唱完。”

    “现在补上了。”她说。

    “补上了。”我说。

    排到第三遍，她站起来，说：“第二遍，给你们的。”

    她打开琴盒，把琴抱出来，走到录音间中间。

    “昨天那首，第一遍给我了。”我说。

    “第二遍，给你们。”她说。

    赵北川看看我，又看看她，没说话，把贝斯放下。

    她调了调弦，说：“这琴，是那天那把吗。”

    “是。”我说。

    “它醒了。”赵北川说。

    “醒了一半。”她说。

    “另一半呢。”赵北川问。

    “等它自己醒。”她说。

    然后她拉。

    还是那首曲子，还是那口气。屋里没有人说话。隔音棉吃掉了大半声音，剩下的一点，落在每个人耳朵里。

    她拉完。赵北川安静了一会儿，说：“好听。”

    “不是好听。”他说，“是让人想回去。”

    “回哪儿。”我问。

    “回哪儿都行。”他说，“就是想回去。”

    她没接话，把琴放回盒里，坐回第一排。额头上有一点汗。赵北川递了一瓶水过去——常温的。

    她接过来，说：“谢谢。”

    “不谢。”他说，“记你头上了。”

    中午，她从帆布袋里拿出药盒，周六那格空着。她取出来，就着温水咽下去。

    赵北川看见了。他没问。他只是把那瓶常温的水，往她那边推了推。

    她带来的饭，三个人分了。赵北川扒了两口，说：“你俩现在，跟结婚了似的。”

    “还没到那一步。”她说。

    “那到了那一步，说一声。”他说，“我当司仪。”

    她没接话。我和她都没接话。赵北川也不再说，低头吃饭。

    “王哥说，下月那支乐队的单子，要不要接，你说了算。”赵北川说。

    “接。”我说，“有活儿就干。”

    “别累着。”她说。

    “不累。”我说。

    下午，排歌收尾。三首老歌，都顺了。赵北川收拾贝斯，说：“周六接着排。下回，王哥说，他那棚要借一天。”

    “他要录什么。”我问。

    “没说。”他说，“就说，你这棚，借他用一天。”

    “行。”我说。

    赵北川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录音间那把椅子，说：“这椅子，下回还摆。”

    “嗯。”我说。

    “第一排的位置，不能空。”他说。

    他走了以后，屋里安静下来。她还在第一排坐着，没走。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两个人坐了一会儿，没说话。窗外，老槐树光秃秃的。

    “冬天到了。”她说。

    “嗯。”我说，“冬天到了。”

    “春天还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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