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早上，我到棚里，先进琴房，给绿萝浇了水。老槐树的枝子光秃秃地伸在窗框里。琴在墙角立着，弓挂在墙上。

    然后我从箱子底下翻出旧iPod。

    它跟着我从成都回了北京，一直收着。箱子里还有歌词本复印件、一根断弦、半盒润喉糖。糖早就吃完了，盒子留着。我把它们一样一样拿出来，放在桌上，最后把iPod放在最上面。

    屏幕上有道裂纹，贴着透明胶带，边角起了毛。充电线是她寄来的那根，线身发黄，接口缠着黑胶带。

    我插上电试了试。灯亮了一下，又灭了。电池老了。

    我想起成都那个晚上。插上她寄的线，两百多首歌亮起来。那时候我在棚里，她在两千公里外。

    我把它拿到数码店。

    老板看了一眼，说：“这年头的机器，修不如换。”

    “不换。”我说。

    “里面有东西。”我说。

    老板没再劝，拆开后盖，换了一块电池。他看了看里面，说：“这机器，被收得很干净。”

    “一直有人给它充电。”我说。

    “里面的歌，比这机器值钱。”老板说。

    “是。”我说。

    “里面两百多首歌，都是一个人传的。”老板说。

    “嗯。”我说。

    “传歌的人，还在联系吗。”老板问。

    “在。”我说。

    “那这机器值。”老板说。

    等电池的时候，我站在柜台前，看着玻璃柜里的新机器。都没有转盘了。老板说：“现在的孩子，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转歌。”

    “知道的人少。”我说，“记得的人，有。”

    换好电池，开机。屏幕亮了。两百多首歌，还在。还是五年前她传的那些。

    我翻着歌单，忽然停住。

    有几首大提琴曲。我以前没听过，也不知道它在里头。现在我知道了——五年前，她把它们放进来的时候，大概没想过我会在五年后听懂。

    走的时候，老板说：“下次电池不行了，再来。”

    “好。”我说。

    “这机器，再用十年也行。”老板说。

    我带着iPod回到棚里，把《天井》导进去，放在她传的歌旁边。

    导完，我又看了一遍歌单。她的歌在前头，我的《天井》在后头。五年的距离，在一个歌单里，挨上了。

    歌单，更新了。

    十点，她推门进来，看见我桌上的iPod，愣了一下。

    “它修好了。”她说。

    “嗯。”我说，“换了个电池。”

    她拿起来，看了看屏幕上的裂纹，用指腹摸了摸。

    “裂了五年了。”我说。

    “它带着裂纹，一起记东西。”我说。

    “它陪了你五年。”她说。

    “是陪了我五年。”我说。

    她翻了翻歌单，滑到新加的那首，停住。

    “《天井》。”她说。

    “嗯。”我说，“刚放进去的。”

    她戴上耳机，听了一遍。她坐在那把椅子上，屋里很安静。琴房的门开着，琴声还没开始。

    听到副歌前面，她停了一下。

    四拍。耳机里的《天井》，四拍还是空的。没有大提琴。

    她等了两秒，没等到，摘下耳机。

    “四拍，还空着。”她说。

    “等你。”我说。

    “嗯。”她说。

    “这机器比人念旧。”她说。

    “机器记得的，人忘了的，它都记着。”她说。

    她听完，把iPod放回桌上，说：“它该在这儿。”

    她滑回歌单，又停在那几首大提琴曲上，看了很久。听到其中一首的时候，她眼睛闭了一下。

    “这几首，你听了。”她说。

    “听了。”我说。

    “以前没问过你。”她说。

    “以前没听懂。”我说。

    她没再说什么，进了琴房，关上门。过了一会儿，调弦的声音从门缝里漏出来。

    中午，她出来吃药。七格的药盒，周四那格空着。她取出一格，就着温水把药咽下去。

    “药还够吗。”我说。

    “够。”她说，“下周去拿。”

    “你那个本子，还在记吗。”她问。

    “在。”我说，“周末的药，也分好了。”

    “分好了，我就不用想了。”她说。

    她带来的饭里有一道辣菜。她坐下，说：“尝尝。今天放的辣椒少。”

    我吃了一口，说：“好吃。”

    “学了半年，就这一道拿得出手。”她说。

    “阿姨今天又问，中午去哪儿。”她说，“我说去练琴。她说，练琴好，比在店里坐着强。”

    “强。”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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