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早上，我到不知书店接她。

    门半掩着，风铃被我推门带得响了两声。她正站在柜台后面，往帆布袋里放东西——病历本，医保卡，一瓶水。看见我，她说：“来得正好。帮我把店门锁了。”

    “今天休息。”我说。

    “今天休息。”她说，“木牌挂出去就行。”

    我走到门口，把木牌翻了个面。“今日休息”四个字朝外。这是头一回见这面朝外。上回翻它，还是为了翻回来。

    她说：“别看了。走吧，医院挂号要赶早。”

    地铁三站，到医院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半。她熟门熟路，先去自助机上取了号，把单子递给我：“拿着。”

    “取你的号，让我拿着。”我说。

    “你拿着，省得我又忘。”她说，“上回在华西，号找不到了，又重新挂了一个。”

    “那是你忘在旅馆里了。”我说。

    “你记性倒是好。”她说。

    我没接话。三楼，血液科。候诊的人多，走廊两边的椅子坐满了，还有人站着。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从帆布袋里翻出病历本。本子还是那本，边角卷起来，封面上的字磨得更淡了。她翻到里面，把化验单按顺序排好，又合上，放在膝盖上。

    我坐在她旁边。挂号单在手里，纸边被我攥皱了。她看了一眼，说：“你别把它揉烂了。”

    “没揉。”我说。

    “你紧张。”她说。

    “我不紧张。”我说。

    “你不紧张，你坐这么直。”她说。

    我往椅背上靠了一下。她没再说话，侧过头去看窗外。楼下的车一辆一辆过去，她看了一会儿，说：“今天天气好。”

    “嗯。”

    “复查最怕下雨。”她说，“一出医院，湿漉漉的，心情都差了。”

    “你上回在成都，是个大晴天。”我说。

    “那回运气好。”她说。

    八点五十，叫到她的号。我们进去，刘主任坐在桌子后面，比前几年老了一点，头发白了不少。他抬头看见她，说：“来了。坐。”

    她坐下，把病历本递过去。刘主任翻了翻，问得细：有没有发烧，身上有没有出血点，精神怎么样，睡得好不好，最近胃口怎么样。她一一答，说都还好，就是偶尔觉得乏，睡一觉就好。

    刘主任点点头，说：“先抽血。结果出来再说。”

    抽血在二楼。护士让她伸左手，她把手放在垫子上，头偏到一边，看着墙上的注意事项。卷袖子的时候，左手腕上那道很淡的疤露出来。我看了一眼，移开目光。针扎进去的时候，她的肩膀绷了一下，没出声。一管，两管。护士拔针，让她按着棉签。

    她按着棉签站起来，跟我说：“拿着袋子。”

    我接过帆布袋。里面除了病历本，还有几张老单子。有一张，是出仓那几天的。底下压着一张，成都华西的，方医生签的字。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说：“方医生说，让这边再查一遍，报告两边都留一份。”

    “她也盯着。”我说。

    “嗯。”她说，“两头都记着，踏实。”

    抽完血要等结果，护士说大概两个小时。我们下楼，到医院门口的花坛边坐着。太阳出来了，晒在身上暖的。花坛里的月季开败了，叶子还绿着。她靠着椅背，眯着眼晒太阳。

    “周六还排吗。”她问。

    “排。”我说，“赵北川说，还差三首老歌。”

    “那首叫什么名字。”

    “没名字。”我说，“你说等它长出来。”

    她笑了一下，说：“那就等它长。”

    “昨天录的那版，叫回声_002。”我说。

    “002。”她念了一遍，“那001呢。”

    “001是你。开业那天，你录的。”

    她想起来了，点了点头：“那以后，一首一首排着。数字到哪儿，歌就写到哪儿。”

    我说：“嗯。”

    她坐了一会儿，又问：“晾衣绳呢。”

    “第二句还空着。”我说。

    她说：“不急。等它长回来。”

    旁边坐着一个阿姨，手里攥着化验单，看了又看。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没说话，把自己的单子叠好，放回袋子。

    我又说起棚里的事。赵北川周六来，三首老歌要翻完。王哥打电话来，说北京这边要接活儿，他介绍几个相熟的。调音台是二手的，凑合能用。隔音棉贴了一半，墙角还堆着没拆的纸箱。

    她听完，说：“你那棚，还缺一样东西。”

    “缺什么。”

    “等它来了，你就知道了。”她说。

    我没再问。她说话总这样，留一半。

    十一点半，结果出来了。自助机打印，两张纸。机器吐纸的时候，她盯着看了几秒，才伸手去拿。她拿着纸往三楼走，步子比早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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