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早上，她来得比平时早。门一开，她拎着两杯豆浆站在外面，说：“今天不写东西，我把《天井》再听一遍。”

    我说：“进来吧。”

    豆浆还是热的。她坐在窗边，一口一口喝完，才把手机拿出来，放工程。放到副歌前面，她用手指在空气里点了四下，说：“你听，这里。”

    我凑过去听。副歌前面确实空了一截。前面是琴，后面是人声，中间隔着一条缝，像一句话说了一半，等着有人接。

    我说：“这个地方，我一直留着，没想好放什么。”

    她说：“你留对了。”

    她说：“缺的是大提琴。”

    我说：“大提琴。”

    她说：“那种声音要沉下去，像从地底下长出来的，隔着一条街说话。不是吉他，吉他太亮。不是贝斯，贝斯太油。是琴弓搭上弦的那一下，一搭，整个屋子都安静下来。人声是水面上的，大提琴是水面下的。船在上面走，看不见底下，但知道底下有东西托着。大提琴一响，人先沉下去，再浮上来。听的人不用懂琴，身体会先知道。”

    她哼了一句当面把歌唱完，哼到最后一个字，气是虚的。她说：“你听，这一句是喘着说的。喘着说的话，底下得有人接住。大提琴就是那个接住的人。人声在上面喘，琴在底下托着，一口气才落得下来。”

    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大提琴。”

    她说：“我在北京听过一场音乐会，散场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那个低音还在耳朵里，一路跟我回了酒店。像井底的水往上冒。回成都那天晚上，路过老槐树，忽然就懂了，缺的就是它。”

    她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个背影。五年前，学校礼堂侧门，下午的光从门缝里斜进来，她坐在一把折叠椅上，弓落下去，很慢，琴声像一扇门开了条缝。我本来要去琴房，路过侧门听见声音，就站住了。她拉完一曲，没停，又从头拉了一遍。我站在门口没进去，等那扇门关上才走。那首曲子我不知道名字，但那个声音我一直记得。后来我再路过侧门，门都是关着的。那是我唯一一次听她拉琴。

    我说：“我见过你拉琴。”

    她愣了一下，说：“在哪儿。”

    我说：“礼堂侧门，五年前。你一个人坐在那儿，拉了一下午，拉完一遍又一遍。”

    她看了我很久，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的琴还在吗。”

    我说：“在。在北京，落灰了。”

    她说：“我的也落灰了。学了十年，说停就停了。”

    我问：“为什么停。”

    她说：“琴是别人的句子。考级是别人的曲子，比赛是别人的曲子，老师教的也是别人的曲子。老师说我有天分，可我越拉越觉得，天分是别人的，我只是替它出声。我拉了十年，拉的全是别人说过的话。”

    我说：“那你现在说了。”

    她没接话，低头把工程又放了一遍。放到副歌前面，她停下来，说：“我想在这儿加一段大提琴，四拍，喘着进。那句当面把歌唱完，是喘着说的。琴也得喘着进，一弓下去带着气，然后人声再进来。”

    我说：“那句词，是我写得最费劲的一句。”

    她说：“我知道。所以你给它留了气口。”

    我说：“好。”

    她说：“弦我已经买好了。前几天逛到琴行，鬼使神差就买了。你看，琴都不拉了，弦倒是先买好了。”

    我说：“弦在哪儿。”

    她说：“抽屉里。回北京就换上去。琴在窗边放了三年，弓挂在墙上，回去先换弦，再调琴，可能要调两天。”

    我说：“不急。”

    她说：“急。《天井》等着呢。”

    她说：“井是你挖的，歌是你写的，弦归我。”

    我说：“那这根弦，是你井里的。”

    她想了想，说：“嗯。”

    下午，我们去回声堂。门还没开，老板从里面出来，看见她，说：“昨儿刚唱完，怎么又来了。”

    她说：“借你屋里坐坐，用一下电脑。”

    老板看了她一眼，没多问，把门让开。屋里还是那股牛油味。她径直走到那把椅子跟前，坐下去，手指在扶手上划了一下。她说：“五年前，我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看你把工程名改成天井的。那天你也坐在这儿，敲了很久。我说这名字好，井口小，井底深。你说，歌也是这样，口子小，里面大。”

    我说：“你还记得。”

    她说：“都记得。”

    她打开工程，找到《天井》，在副歌前面敲了一行字。

    大提琴，四拍，喘着进。

    她把这行字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说：“够了。等你把声音做出来，这七个字就活了。这行字先留着。等我真把琴声录进来，再把它删掉。”

    我说：“留着也行。”

    她说：“不行。录完就删，到时候它就不是注释了。”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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