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快递到了。

    驿站的人打电话来，说有个箱子，让我去取。我去了，箱子不大，用胶带缠了好几道，横两道竖两道，缠得板板正正。寄件人那栏，是她的名字。

    我把箱子抱回棚里，放在桌上，看了半天。箱子不大，但我没舍得在路上拆。棚里安静，只有空调嗡嗡响，我把椅子拉过来坐下，又看了它一会儿。

    王哥探头看了一眼，说：“谁寄的。”

    我说：“北京。”

    他说：“哦。”然后又补了一句：“拆开看看，别是炸弹。”

    我说：“是充电线，还有润喉糖。”

    他说：“你那个破iPod，还能开。”

    我说：“插上电就能。”

    他没再问，拎着保温杯出去了。门带上之前，丢了一句：“晚上别熬太晚，明天还有活。”

    我说：“不至于。”

    他走了，我拿剪刀把胶带划开。里面先是一层旧报纸，裹得严实。我把报纸一层一层剥开，底下是三样东西。

    一根充电线。白色的，线身发黄，接口处缠着一小截黑胶带，胶带也旧了，边角起毛。这是旧iPod的线，老式的那种，宽接口，现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接口那头的胶带缠得仔细，一圈压一圈，是她缠东西的习惯。以前书店里进新书，她用牛皮纸包书皮，也是这样一圈一圈压着缠。

    一盒润喉糖。薄荷味的，盒子上印着一片绿色的叶子。盖子没封紧，她大概是拆开又盖上的，可能自己先尝过一颗。

    还有一张便利贴。黄色的，边角有一点折痕，像是被揣在口袋里带过来的。上面是她写的字，一笔一画，写得很慢的那种：

    “成都的雨多，记得带伞。”

    我把便利贴拿起来，看了很久。她的字我认得。以前在书店，她给我留过话，写在便利贴上，贴在收银台边上，等我下午去接班的时候撕下来看。有时候是“书到了”，有时候是“门锁了，钥匙在老地方”，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但我都留着，攒了一抽屉。后来那些便利贴没了，工位上空了。现在这张，从北京寄过来，贴着一张黄纸，横跨两千公里，又把那个习惯接上了。

    我拉开抽屉，把最底下那台旧iPod摸出来。

    买了七年了，屏幕右上角裂过一道，后来摔过一次，角上磕掉一小块。充电线丢的那年，我翻遍了整个屋，没找到，就一直搁在抽屉里，跟几支没水的笔混在一起。电池早就空了，开不了机。

    我把她寄来的线插上去。接口有点紧，我慢慢推，推到底，听见咔哒一声。

    插上电，等了一会儿，屏幕亮了。

    开机的那一下，还是老样子，先白屏，再出一个苹果，再慢慢亮起来。歌单还在。我点开，一首一首往下翻，都是那年她传给我的。有些歌名我还能背出来，有些已经记不清调子，但看到名字，就想起来是在哪儿听到的。

    我戴上耳机，从头开始听。iPod里大概还有两百多首歌，大多是她传的。传歌那年，还得用线连电脑，她借过我一次电脑，自己在那儿弄了半天，说：“你这里面太乱了，我给你整理整理。”整理完，歌单多了好几页。

    第一首是夏天的。那年夏天，她戴着耳机在店里听，我走过去，她分给我一只。那只耳机她擦过，擦得很干净。她说：“你听听这个。”

    我听了。那是五年前的事了。那年夏天热，店里空调不太顶用，我们俩就坐在风扇底下，一人一只耳机，谁也没说话，把那首歌听完。听完她说：“好听吧。”我说：“好听。”她说：“好听就行。”

    现在耳机里还是那首歌，声音没变，跟那年一模一样。iPod这种东西，电池会空，线会丢，屏幕会裂，但里面的歌不会变。它们就在那儿放着，等着你哪天把电插上。

    下午小满来了，抱着吉他进门，一眼看见桌上的箱子。

    她说：“到了啊。”

    我说：“到了。”

    她凑过来看，先看见那盒润喉糖，拿起来翻了个面，说：“薄荷的。行，比老板那缸冰水强。”

    我笑了一下，没接话。

    她又看见那张便利贴，念了一遍上面的字：“成都的雨多，记得带伞。”

    念完，她没说话，把便利贴轻轻放回桌上，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这人，运气不坏。”

    我说：“怎么说。”

    她说：“有人惦记你，就是运气不坏。这道理我懂，我写歌这几年，最羡慕的就是这个。”

    我说：“你也会有的。”

    她说：“我先把自己那几首唱明白再说。”顿了顿，又说：“不过你这话我收下了。写歌这几年，头一回有人跟我说这个。”

    她说：“我先把第二句写出来再说吧。”说着她放下吉他，坐到调音台前，说：“开工了，王哥说今天过《麦子熟了》的副歌。”

    我应了一声，把iPod从抽屉里拿了出来，放在调音台边上，没再管它。

    晚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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