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早上，我照旧六点起来煮粥。红枣少放了一半，她上次说太甜。粥盛进保温杯，天还没亮透，楼下的早点摊已经在支棚子，油锅呲啦一声，混着风传上来。

    到医院的时候，她妈正站在走廊里打电话，说的是上海话，声音压得很低。看见我，她朝病房努了努嘴，又继续讲。我没听，推门进去。

    她醒着，靠在床头，面前摊着那本乐理书。

    “粥。”我把保温杯放在床头柜上。

    她合上书，看了一眼：“红枣少了。”

    “你说太甜。”我说。

    她没接话，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过了一会儿才说：“正好。”她又喝了一口，放下，看着我说，“你白天别老往这儿跑了。”

    “我不来，谁给你送粥。”我说。

    “我妈在。”她说。

    “你妈也得吃饭。”她说不上来，我就替她说，“你妈也得歇。”

    她看了我一会儿，没接这茬，忽然说：“那你帮我把店开了。”

    我一愣：“什么。”

    “店。”她说，“卷帘门锁了三天了，街坊该以为我跑路了。你白天没事，去把店开了。书在架子上丢不了，价签我贴了一半，剩下的在柜台抽屉里。”

    “我不会卖书。”我说。

    “不用你会。”她说，“有人进来，你让他自己看。他问什么书，你让他自己在架子上找。找着了你就收钱，找不着你就说没进。”

    她说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串钥匙，放在床头柜上，推到我这边。

    我看着那把钥匙，没动。

    “拿着。”她说。

    我伸手把钥匙拿起来，在手里攥了攥。钥匙上挂着一只布做的书签，缝得歪歪扭扭，针脚又粗，不像她做的东西。

    “我妈缝的。”她说，像看出我在看什么，“她说挂在钥匙上，丢不了。”

    “她要去哪儿。”我问。

    “回上海。”她说，“家里有点事，办完就回来，大概一个星期。”

    “那你晚上怎么办。”我说。

    “医院有护士。”她说。

    “我晚上来。”我说。

    她没接话。走廊里她妈的上海话停了，门被推开，她妈进来，看见我手里的钥匙，又看看她，什么也没问，只说：“一会儿我去楼下办手续。”

    上午九点，我站在书店门口，把卷帘门拉开。铁门哗啦啦响，震起一片灰。店里闷了一夜的气味，纸的，混着一点潮。我开了灯，又去把门玻璃擦了，玻璃上落着几片干叶子，我一片一片拈掉。

    柜台抽屉里，价签码得整整齐齐，旁边一把裁纸刀、一管胶水、一支笔。她做事一向这样，东西放得齐齐整整，像随时准备走，又像随时准备回来。

    上午十点，进来第一个顾客，一个穿灰色大衣的女人，转了一圈，问我有没有写海的游记。我说我不太清楚，您自己找找。她果然自己找到了，抱了两本过来。我照着她平时贴的价签报了价，她扫码付了钱，走到门口又停下来，说：“你们老板今天没在啊。”

    “她住院了。”我说。

    “哟。”女人站住，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你这店还开。”

    “开。”我说，“她让我开的。”

    女人点点头，走了。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

    中午，我关了店门，去医院送饭。她妈已经把包收拾好了，放在床边，正一样一样跟她交代：药要按时吃，水要喝热的，晚上空调别开太高。她坐在床上，一样一样应：“好。”“知道了。”“嗯。”

    她妈看见我，说：“店开了。”我说：“开了，上午卖了书。”她妈点点头：“行。”

    她妈走的时候，我在走廊里送她。她妈背着那个大包，走到楼梯口，停了一下，回头说：“这孩子，嘴硬。”她说，“她说让你看店，其实是怕你没事干，心里难受。”

    我没说话。她妈又说：“她那病，我到现在也没全弄明白。她就说没事，调理调理。你多担待。”

    “嗯。”我说。

    她妈下楼去了。我站在楼梯口，看着她的背影拐过转角，不见了。

    下午，我在店里贴剩下的价签。贴到一半，手机响，是苏荷。

    “沈老师。”她说，“上个月那单的尾款到账了，客户那边我替你圆过去了。王哥的新单子也定了，下个月开工，钱不少。”她顿了顿，“你那个混音，下周三真能交吗。”

    “能。”我说。

    “行。”她说，“那我跟客户说定了。”她停了一下，又说，“沈老师，我下个月想请几天假，去北京玩一圈。你欢迎吗。”

    我拿着手机，站在书架中间，没说话。

    “喂。”她说，“沈老师。”

    “来呗。”我说。

    “行，那我订票了。”她声音听起来很高兴，“到时候你可得带我吃好的。”

    “嗯。”我说。

    挂了电话，我站在书架前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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