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皇帝系列，二是宰相系列。称职的国务活动家，是宰相多于皇帝。在中国那么多可圈可点的文治武功的宰相中，张居正无疑属于最优秀的一类。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认为张居正不但是明代惟一的大政治家，就是自汉以降，也只有诸葛亮与王安石二人稍可比拟。这是因为，诸葛亮只是蜀国的宰相。局促的舞台，不足以让他运筹帷幄，摇撼乾坤。王安石才情很高，人品也不错，但缺乏将理想化为现实的政治智慧。同张居正相比，他更像一个文人。他的源头是屈原，而张居正的源头是申不害与霍光。但张居正在历史上的功绩，却是远远超过申霍二人。

    明代有作为的皇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篡位的皇帝朱棣，史称太祖与成祖。其后的十几位皇帝，依次为仁宗、宣宗、英宗（中间有一位景帝干了七年）、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与毅宗。这些皇帝除仁宗、孝宗与穆宗比较忠厚外，多半昏庸。特别是武宗与世宗两朝，共六十一年，已经把国家搞得一塌糊塗。穆宗是世宗的第三个儿子，继位时三十岁，享祚六年。如果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六年也能做出几件事来，怎奈穆宗素无大志，虽然俭朴本分，但沉湎酒色。所以，国政在他手上，仍没有什么起色。到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国家除边防稳固之外（这其中也有张居正的功劳），内政几乎乏善可陈。官腐民败，政以贿成。斯时之皇权，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九五至尊，威加四海。但其实际的控制力已相当薄弱。京师百里之外的地方，盗贼成群——这是民不聊生的显著特征。

    远在世宗中期，张居正还只是翰林院的一个编修，就痛感国运的土崩鱼烂，朝廷中的官员庸多贤少，于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张居正的宰辅之志，并不是入仕之后才有的，当他还是一个青巾学子的时候，便想成为当世的伊吕。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准备。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由于得到首辅徐阶的赏识，张居正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而参赞入阁。他的这一地位类似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张居正四十二岁。幸运的大门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洞开。历代的内阁，都是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一是与皇权的磨擦，二是阁臣之间的斗争，很少有人能在那枢机之地呆得长久。就是能够呆在里头，也极难有所作为。但张居正却是一个特例。从他入阁到去世，他一共在内阁呆了十六年，六年次辅，十年首辅。其间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权嬗变，人事代谢，他都固安其位，巍然不动。不言施政，单从为官的角度看，张居正无疑也是最优秀的。

    张居正的政治理想是“足食强兵，国富民本”，在朝廷命官“饱暖思淫欲”普通百姓“饥寒起盗心”的明代中晚期，这理想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张居正明知不可为而为，从未放弃自己的渴求与梦想。隆庆元年，他入阁之初，就向新登帝位的穆宗上过一道《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这是张居正经过长期思考而精心写出的一份相当完备的改革文件。自商鞅以降，漫长的封建时代曾发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但没有任何一位改革家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像《陈六事疏》这样切中要害，而且富于操作性。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遗憾的是，穆宗缺乏从根本上改变朝局扭转颓败的勇气。他只是对《陈六事疏》说了几句赞扬的话，在西苑搞了一次阅兵，仅此而已。经过这一次试探，张居正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他仍隐忍地呆在内阁，在保全自己权位的前提下，做一些于社稷苍生有利的善政。

    穆宗皇帝去世，作为太子的老师，随着太子朱翊钧的登基，他迅速得到了重用，取代高拱当上了首辅。万历新政的改革大幕，此时才正式拉开。

    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一个人在副职的位子上干得太久，骤膺大任，很难摆脱“小媳妇”的心态，缺乏总揽全局的才能与朝纲独断的勇气。用这一观点来衡量张居正，显然不合适。他从翰林院的编修干起，到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教务长），到左春坊（太子的老师）以及入阁为次辅，他做过的官，不是无关国计民生的文职，就是与大办事员无异的副手。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他一天也不曾干过。这种出身，很容易书生意气。但张居正不同，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磊落伟人”。甫一上任，他就施出雷霆手段，裁汰庸官，两京不到三万名的官员，被他裁掉七千人。仅这一举动，就令天下士林为之侧目。并因此被人指斥“与天下读书人为敌”。面对汹涌而来的道德的责难，张居正不为所动。为了改革，他说过“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的话。没有这种敢于担当的勇气，则他所领导的改革，不可能实现历史的飞跃。

    四

    后世对万历新政的评价，大都肯定。但奇怪的是，对万历新政的倡导者张居正，却颇多攻讦之词。细究其因，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得罪了两部分最不能得罪的人：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势豪大户；二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清流。

    孟子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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